“三旧”改造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时序选择

快速城市化过程后,城中村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随着广东“三旧”改造实践的不断深入,城中村改造已逐渐成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高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能力的重要内容.科学合理规划时序已成为城中村改造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在“三旧”改造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时序安排,为制定城中村改造以及确定、实施改造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考——以泉州市城东片区四社区为研究对象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泉州市在"城中村"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要实现以"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创新,泉州应该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居民保障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提升、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等五个方面继续推进各种有益探索。     

城中村改造中的多远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的构建

城中村的形成是城市快速扩张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政府、开发商还是城中村农民,均有强烈的改造城中村的愿望.但是城中村改造并不顺利,往往成为官民冲突的导火索.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无法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应当构建更加具有包客性的利益协调机制,让各方利益主体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更加完善、有序地推动城中村改造.     

突破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瓶颈

城中村是指被城市所包围的村庄,也称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有村.村里有城,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是对许多城中村的真实写照.对城中村的改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政府快速拓展城市空间的必然.要完成对城中村的改造无疑是政府.村民和开发商三方进行博弈的过程,要完成城中村的改造,无疑要突破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瓶颈,实现三方共赢.     

城中村改造的原理及模式研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城市化质量要求的提高,城中村改造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综合治理工程,主要涉及政府作用、改造模式、改造主体、资金来源、土地权属变更、拆迁补偿方式、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等多方面,如何合理的进行城中村改造?关键在于对以上多方面问题的优化协调。本文试图在阐述城中村改造原理的基础上,将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城中村划分为三类——成熟型城中村、成长型城中村和初生成型城中村,然后围绕成熟型城中村提出改造的思路。     

探索东莞市城中村改造新模式——以南城区元岭村为例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成区规模逐步向外扩张,占用了大量农村土地,城中村现象普遍,而且将长期存在。本文以东莞市城中村发展总体情况为研究背景,选择一条有代表性、成熟的城中村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分析过去城中村的发展及改造的情况,以点带面,进而提出东莞市城中村新型改造模式。     

重庆城市更新中“城中村”改造的思考

我国正处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城中村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地方都开展了城中村的改造工作,不断探索改造方式和改造策略。重庆在城中村改造中还有不少问题,应树立新的指导思想,创新改造模式和改造方式以及征地补偿制度,促进城中村融入城市。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探索民族地区城中村改造新模式

在我国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模式下,村集体及农户无法分享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从而导致政府及开发建设单位与村集体及农户双方极易产生冲突和对抗,造成城中村改造难度大,且容易诱发群体性社会矛盾。汶川县威州镇积极探索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从而构建农户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有效机制。但这一创新模式却面临着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政策体系的若干限制,建议在政策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鼓励和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政策改革试点,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急定。     

城中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西头新村自发合作治理的个案研究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深圳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也使深圳市成为全国城中村数量最多的城市。城中村有其历史作用和价值,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深圳市政府把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上议程。在"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城中村的改造治理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法。因此,很少有村民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发生。本文利用西头新村这一天然田野实验室,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视角,来探讨在无公权力和开发商参与下,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得以形成的机制。在"利维坦式"和市场化之外,为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认为在改造治理过程中,政府应转变改造治理的思路和更多地兼顾流动人口利益,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居住之所。     

城市更新视野下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比较与路径选择

城市更新是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城中村更新改造的关键难点在于增值利益的再分配,任何过度谋求单方面或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做法都会使项目实施难度加大、改造成本增加,最终导致成本外溢、由社会共同负担.因此,必须摒弃单方面主导城中村更新改造和谋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做法.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建立综合目标体系和多元主体协作关系,构建"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企业—外来常住人口"利益共同体,倡导"社会参与式"城中村更新改造新范式.     

全面推进上海“城中村”改造土地政策研究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的一种特有现象,已逐渐演化为影响城市品质和居住品质的巨大障碍,同时制约着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在上海市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日益膨胀、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供应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城中村”所贮存土地的战略重要性越加明显。上海可通过健全现有土地储备制度、完善土地出让办法、完善安置补偿政策、加大规划政策支持力度等举措,全面推进“城中村”改造。     

上海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和突破口研究

上海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明显,促进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郊区人口持续导入,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提高;农村土地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深化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亟待转变;新城和小城镇等城乡统筹载体建设有待加强。上海城乡统筹发展要牢牢把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成果共享化、发展权利平等化内涵,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一体、互动发展,以推进新型城市化战略为主攻方向,以加强城乡规划一体化为前提,以加快新城开发建设为突破口,以土地管理、集体产权、社会管理制度改革为支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着力点,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努力实现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方式、优化城乡统筹发展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上海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

上海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路是:通过有序流转承包农用地,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集中经营;通过归并、整理农民宅基地,促进农民集中居住;通过有序开发、规范利用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为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空间;通过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确保农民利益。为此,上海要抓紧开展确权登记工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宅基地归并和土地整理;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鼓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租房;完善"征地留地""征地留房"等补偿安置方式。     

论城市村落的现状、发展和保护——以广州城市村落为例

＂城市村落＂的概念提出,是对＂城中村＂概念的一次批判性反思。＂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正如其概念一样,形成了单一性、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本文拟就广州城市村落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空间形态现存状况的分析,探讨广州城市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模式及注意问题,并提出＂城市村落＂的研究应从人文关怀之意义出发,更侧重于对其保护和发展。     

城市化中理性土地征收模式的创新：“谋发展”与“保民生”——温州征地的经验和启示

城市化中非理性的土地征收行为,容易给城市建设的＂品质＂留下＂经济隐患＂和＂社会风险＂。温州城市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模式,既有＂自下而上＂民众诉求＂抛砖＂的推动,又有＂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引玉＂的改革,其典型特点是回应被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分三改＂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失地群众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温州征地模式,既有其成功的独特性,又有可以推广的普遍性,科学总结温州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成功经验,对于指导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和谐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发展陷阱：城镇化建设何去何从？

中国历经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重返社会建设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随着城乡社会的融合,村庄在消逝,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权利心理在走向趋同。乡土社会经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社会的快速扩张,非农、非正规经济在农村土地上快速长成,而这一过程其实又是一次试错运动。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解除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而是依靠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收入提高,以及农村的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关注重点应该是农村而不是城市,出路在于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以及其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     

国内外土地使用标准体系借鉴

土地资源等环境容量的刚性制约,已成为影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土地利用管理的过程中,土地使用标准的调整和完善是建设节约集约型城市的前提条件。上海要完善土地使用标准体系,应增加综合用地分类并开展有关功能复合用地指标的研究;建立全市"横向到边、竖向到底"的指标覆盖;强化对公益性设施用地的细分,提高规划公共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对不同用地分类与建筑物设施功能利用的引导;转变静态控制方法,适度增加标准体系的开放性。     

关于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的探析——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广州市政府工作的＂重头戏＂。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主要又是流动人口相对稳定聚居区,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生存与生态体系。政府以大拆大建为标志的改造,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空间形态与外在景观,更是特定群体的生存方式。若要最大限度地让城中村改造行走在公共利益轨道上,政府在有关基础性社会条件培育中,如树立渐进式改造理念,建立或完善公平合理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机制等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对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理论思考——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

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近10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背景,指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过渡消耗和浪费问题,也存在重城轻乡等突出社会问题;采用人口供需平衡的方法,分析评价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土地城市化的关系;对城市化加速理论进行剖析,认为我国当前工业化技术体系不适用于机器技术体系下城市化加速的经验规律,应该结合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走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建议适当降低城市化发展目标与速度,纠正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偏向＂和＂以物为本＂的做法,体现国家赋予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的重任,实现城乡统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