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许衡理学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许衡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讲“明德”之本性,以存养、持敬讲变化之气质,以心统性情的结构来诠释心与性、情的关系,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在继承、吸收、综合和改造宋代理学各派心性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为理学心性论及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略论《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本文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思想与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大乘起信论》对朱熹理、气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揭示了中印文化心性论的不同特点。这对于理解人性、心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略论理学心性论的发展

程颐心性论通过"性即理"的命题准确地把握了性的本质,但他对于心的特点以及心性关系的理解则不够准确,这集中反映在"心即性"这一命题之中。朱子的心性论则在继承"性即理"的基础上,强调心的经验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心统性情"说全面地分析了心、性、情三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朱子对于伊川心性论的某些思想给予了批判。     

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朱熹的仁说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呈现,是高于形而下之气(情)的形上本体。心性论层面,仁是兼包四德的心之全德,是孝弟(爱)之所以然的形上本体依据。工夫论层面,朱熹强调以敬存心,去除私欲的障蔽,则天理自然澄明,就能达到仁。另一方面,黄氏父子从其理气、心性、理欲合一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朱熹基于理气、心性、理欲二元论的仁说。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又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氏父子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     

王夫之的格物知性与由性生知

格物知性与由性生知是王夫之心性论的重要命题，这两个命题的关联表明了他的心性论与知识论互相作用的方式。首先，他规定了心、性、情诸概念的内涵，区分了心为主宰与性为主宰这两种说法的意义，主张以性做主去规范心的活动。其次，把格物作为知性的途径，强调知识活动对于价值活动的基础作用。最后，认为性是人的全部性质、全部获得的浓缩，从性中紬绎出、伸展出的知识活动才不会退出价值理想的制约。格物知性和由性生知也是王夫之对王门后学的流弊提出的救治之方。     

从《论语》“明体达用”看蒋庆政治儒学判教之误

蒋庆判教认为儒学分为＂心性＂与＂政治＂二派,二者由于传承、性质、对象、功能不同,应成对列之局,分治＂人心＂与＂政治＂。然而《论语》显示,孔子儒学是明体达用的一如之学,由下学人事,籍工夫返本体,由本体上达天命,从而体证天境,然后再发诸人事,仁民爱物,峻极于天。故而蒋庆判教误在：第一,儒学不能分割体用为平行两派;第二,义理与历史上均不存在只主心性而无政治取向的心性一派;第三,所谓政治儒学误在有用无体,其弊亦将沦于无体无用。     

青埂顽石·神瑛使者·通灵宝玉·贾宝玉四者关系新论

曹雪芹借用朱熹理学体系中心、性、情等理论构建了贾宝玉的身心宅体：人由理与气和合而成,贾宝玉跟脖子挂的通灵宝玉结为一体,其中贾宝玉是气聚而成之形体（肉体）,通灵宝玉是不灭之理。性是理,性是心之不动,是心之静;情是性之用,是心之动;性、情、心三者实为一物,则通灵宝玉即为心。心之不动是为性,青埂顽石是也;心之动是为情,神瑛侍者是也。所以,通灵宝玉、青埂顽石、神瑛侍者三位一体,是为心;套上外在的气聚之形,共同组成了《红楼梦》中脖子上挂着通灵宝玉的贾宝玉这个＂人＂。     

浅析牟宗三哲学中道体、性体与心体的逻辑构架

道体、性体和心体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构建的核心概念,是牟宗三构建＂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支点。道体是形而上的根据,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的逻辑前提,性体是从道体养成心体的必要环节,是不同主体成德的内在根据,心体是具体化的性体,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道德之心,是人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从道体、心体与性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才能从先验的层面上理解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成为可能。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象山心学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论朱光潜的美本质观

美学史上,美的本质问题被人们探讨了几千年却仍旧悬而未决,其原因在于,美并非恒定不变的客观实体,其形成与诸多因素相关联,从而使美的本质变得难以把握。针对这一问题,朱光潜在现代美学方法的基础上,整合西方现代美感经验论和中国传统意象论所创建"情感化的意象"这一美的本质观,不仅揭示了美是情与景的融注与贯通,具有流动与变化等内涵特质,更在言说方式上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其在美感经验的描述与还原中对美的本质加以言说的方式,既坚持了美的可定义性,又突显了美的创造性、超越性特点,突破了传统美学仅仅对美的本质作一种形而上的静止的规定的方法。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