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分析

创新成本是实现制度创新不容忽视的约束因素.由于受农民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的制约,现阶段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高昂,这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难以顺利发展和有效运作的深层原因.因此,尽快改善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提高农户的合作意识和自我组织能力,有效降低和化解创新成本,是实现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交易成本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基于农户层面的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必然,但它因需求的不足而迟缓不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农民对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合作组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省密切相关。但交易成本是否降低不仅取决于合作组织对外交易成本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以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之前的初始交易费用的高低。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缘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狭小、农业市场化程度不足、合作组织生存环境的制度性缺陷等因素,导致了可节省的交易成本十分有限,从而抑制了农户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问题分析——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

重庆市围绕如何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和助推农户万元增收这一主题,强化支持与服务意识,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发展中存在一些不足,如总体发展数量较多,个体规模普遍较小等.文章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分析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内生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的嬗变

内生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是在对传统农民自治组织和外源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批判的基础上,伴随着农民利益主体意识、政治主体意识和自治诉求的不断提高而滋生和发展的。它在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有效回应民众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非均质社会环境和制度供给缺位、外部输入过剩、集体行动的困境等诸多因素的交叉影响和制约。当组织无法将这些外部负效应内部化、内部负效应正效化时,便会偏离既定的轨道而发生嬗变。文章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切入,明晰了内生式新型农民自治组织嬗变的表象,剖析了嬗变的原因,试图从学理上匡扶它的发展路径,以助益它的健康发展。     

吉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分布差异及发展对策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间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吉林省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布在果蔬产业及畜牧业,其原因是其产业化程度较高、市场风险较大等特点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等方面决定了其交易费用高于其他产业,从而导致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分布差异.因此,由于合作组织的产业分布差异是内生的,这就需要从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由数量发展向质量发展转变；提高合作组织发展后进产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严格监控农资市场,把关农资质量,激发农户入社的内生力；扶持粮食储藏等产后方面的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加强对资金互助类合作组织的资金供给方面的扶持等加以引导与调整.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陷入到了"难发展"与"发展难"的境地.造成此种困境主因是其发展过程面临着"机制问题":生发机制上的政府性;内部决策上的 "一股独大";运行体制上"重组建"、"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些窠臼需要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机制系统的健全将会凝聚形成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包括理论困境、历史困境和现实困境三个方面。而超越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的路径有三:一是多学科分析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多维度界定农民自组织概念与廓清农民自组织分类标准,消除农民自组织发展理论障碍;二是突破农民自组织发展历程中的模式局限和惯性思维,实现农民自组织由外部推动向农民自主构建的转变;三是培育农民合作意识,增强政府服务意识,明确制度供给主体,提升制度供给效率,超越农民自组织现实困境,奠定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现实基础。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建议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课题组在浙江、山东、湖南等地调查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提高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农民增收;提高了农民自身素质,推动政府服务农业方式转变。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只有通过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逐步解决。一是要尽快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配套实施办法,解决其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其健康快速发展。二是制定配套政策方案,把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三是完善内部机制,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四是加强宣传、培训和监管,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五是推动对外开放,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新活力。现阶段要大力推动东、中、西地区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交流合作。     

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经济解释

中国农民目前面临着经营规模过小、社区成员异质性加大和人均人力资源存量少的现实约束,这导致他们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过大,同时由于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缺位,使得制度创新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这些是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加大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减少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     

政府有效防范农民工创业法律风险的路径分析

农民工创业法律风险表征为两个基本层面——公法层面与私法层面、两个基本制约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具体表现为创业组织设立及管理运营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以法律风险视角审视政府对农民工创业支持机制可见,明显存在对农民工法律需求不足,法律、政策和环境供给不足等情况.因此,有效防范农民工创业中的法律风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政府应树立主动作为意识,以高度的自觉、创新的思维,积极构建政府“多维度”扶持机制,切实帮助农民工有效防范创业中的法律风险.     

制约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探析

通过对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制约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几个比较现实的因素及存在的问题,并希望以此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乡村精英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     

北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新的组织形式。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不健全,从总体上说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功能单一、组织形式驳杂、法律地位不明确等突出问题．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尚面临诸多的障碍,变革与创新已成为组织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选择。     

农民合作的交易费用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我国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引导农民合作。农民要自己建立合作组织是需要交易费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大大减轻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的制约因素。发展农民合作组织需要政府降低交易费用支持农民合作组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几点思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还很不规范,亟须从政策扶持、规范立法、健全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启动路径的思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启而不动”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发展有一个递进的过程；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结构性力量不足以及内生结构性力量的弱化.重新审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分步骤确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实目标、外生结构性力量的有力嵌入和内生结构性力量的发掘、整合是推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路径.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组织制度因素分析

组织制度是影响员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一项重要因素.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是在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职位资源配置框架下进行的.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走向深入,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与控制逐渐弱化,依据市场规则进行内部职位资源的配置逐渐成为主要手段,组织内部的制度设计也发生变化.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是在组织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其行动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对于组织制度分析与群体博弈基础上的可行性判断,这种判断来源于组织制度中的职位价值体系、职位分析体系和职位供给体系.     

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