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文艺思想新论

无论我国的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还是思想史、哲学史,讲到明代,都不能不提到李卓吾,可见其重要;但对他的文艺思想,论者往往是“寥寥几个字,刚开头却又煞了尾”,未能一展卓吾文艺思想的全部风彩和深刻内蕴。本文试图对李卓吾的文艺思想作一整体探讨。一“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①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尤其是在明代,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防范就更为严     

词义拾补(一)

议与“义”相通假。《吕氏春秋·上农》:“重则少私义”,《盐铁论·本议》:“于其义未便也”,皆借“义”作“议”。《吕氏春秋·忠廉》:“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韩非子·显学》:“言无定术,行无常议”,《隋书·经籍志》:“述其议疏,讲于人     

论少数民族的文艺起源观

文学的起源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论和探索的问题。中国先秦文献中有“歌之为言之,长言之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汉代辑成的《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也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等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探讨文学起源的汉文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毕竟太简练而片断。长期以来,人们更愿意大量引述西方关于文学起源的资料及其阐释。     

形象的哲学——试论萨特

阿尔贝·卡缨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这种看法完全适合于思想家让—保尔·萨特。萨特1974年8—9月在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我要在提出我对世界的看法的同时,让我的文学作品或随笔中的人物,按照这种观点生活,我是在给我的同代人描述这种观点的。”可见,文学是萨特用来宣传自已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工具。1975年,米雪尔·贡塔问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政治和哲学。”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萨特参加当代社会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萨特毕生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他既喜欢司汤达,又喜欢斯宾诺莎,他拒绝把哲学同文学割裂开来。”(《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子的回忆录》)     

古申国考辨——河南古国史研究之一

古申国《国语·周语》曰:“齐、许、申,吕由大姜。”《左传》庄公12年曰:“夫姜,太岳之后也。”《史记·齐世家》曰:“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复之际,封于吕,或于申,姓姜氐。”其说申、吕始封甚早,殊不可信。因虞夏之时国家形态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分封之事是不可实现的。可是,据《国语·周语》韦昭往曰:“申、吕四岳之后,商周之世或封于申”。此说可信。申、吕封地应在何地?目前尚有争议;一说在南阳,一说在信阳。笔者认为对周初中国封地的认识,其实质是关系到周初政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意蕴

李贽的“童心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命题。依据晚明的思想特点及文学实践状况,总结出“童心说”提出的理论背景包括批判宋明理学与纠正复古文风。继而从李贽对“童心”一词的解读及其对“至文”的创作方法入手,认为其美学内涵可以概括为创作内容上重真实、形式创作上重自然。     

诗句成语中的虚词初探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诗歌的教学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英国思想家费兰西斯·培根也曾说道:诗歌使人巧慧。诗是用以抒情达志的文体。诚如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诗余为词,词余为曲。就广义而论,诗也包括词曲。诗词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我们伟大的祖先及其杰出的诗人们,在这神     

李贽诗歌简论

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 ,在诗歌创作中也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诗歌以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主要内容 ,自述身世 ,咏物抒怀 ,亲情流露 ,甚至事佛之作 ,都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诗歌语言通俗朴实 ,以“俗”见长。诗歌形式不拘 ,话随情至     

“禅让”的历史文化实质

“禅让”,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禅让相传有两次。一次是尧舜禅让,另一次是舜禹禅让。 这两次禅让,被儒墨两派中不少人推崇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楷模,尧、舜、禹则成了备受称颂的“圣明天子”;而庄、荀、韩非诸子却对此提出了非难。《荀子·正论篇》说:“夫曰尧舜擅(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否定了禅让。《韩非子·显学篇》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     

《天问》新解二则

“重泉”和水牢“汤出重泉,夫何罪尤? 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天问》) 王注:“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汤于重泉,而复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审也。”洪补引《汉书·地理志》说“左冯翊有重泉”。引《史记·夏     

文子道论(下)

二、文子的“道”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讲到孔子和颜渊的师生关系时,曾况以老子和文子说:“似天地者也”(《论衡·自然》)。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的学说。“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老子首先提出的。它不但是道家的基本问题,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哲学史。《文子》首篇《道原》,就开宗明义地解释老子的“道”:“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氵出)(氵出),冲而不盈,浊以静之徐清,施之无穷,无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柔而能刚,含阴吐阳,而章三光,     

《文心雕龙》论才思与风格的关系

才思与文章写作的关系,在刘勰以前就有人谈论了。晋葛洪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抱朴子·辞义》篇)这是说由于才思的不同,造成文章写作的个别差异。可是才的“清浊”究竟指的什么,还是很难弄清楚的。而且从魏晋以来,文人对于才性的同异,有不同的看法。《世说新语·文学篇》称:“(钟)会撰‘四本论’。”刘孝标注引《魏志》日:“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下面解释说:“‘四本’者,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傅嘏论同,李丰论异,王广论离,钟论合。”     

《诗经·东山》中的“熠燿”是萤火

“熠耀”语出《诗经·东山》。该诗:“我徂东山,慆慆不归依醋远?零雨其濛??亦施于字,伊威在室,(山萧)蛸在户,町瞳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汉代毛亨注为:“熠耀,磷也。磷,萤火也。”近代注诗者对《诗经·东山》中的“熠耀”一词的诠释众说纷纭。一说是鬼火。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熠耀发光貌。《说文》:‘熠,盛光也’。据《毛传》所说,此处系指磷光。磷即鬼火。此句言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又袁梅的《诗经译注》也将“町疃     

管子行法思想初探

1 《管子·法法》篇是研究法的实行的专章,篇首即云:“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是说行法首先要法的内容合理。什么样的法才是“法法”?管子提出了:“因天地之道”的立法根本原则。在他那里,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充斥于宇宙万物之中,无穷无尽,无所不在。他说:“道者,成人之生也,非在人也”。(《管子·君臣上》,下引《管子》只注篇名)“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宙     

古书断句歧异谈屑

<正> 我国的古书,在新文学运动以前一般很少有断句,更没有标点。鲁迅说:“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花边文学·点句的难》)把古书标点,给人们学习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带来很多方便。但是,“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同上引),因此,除了难免有时会断错句之外,还常常会引起歧议,而且也常常难以判定是非,取得一致的意见。古人给古书注解,也有同时断句的,唐颜师古注《汉书》时,《赵禹传》中有几句他是这样断的:“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宋袁文以为“殊不可解”,因断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于桀”之“桀”释义辨误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于桀”。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桀,《鲁诗》作。是用竹木所编,给鸡息的圈子,不用可以摺起,俗称鸡摺子。”此释不妥。桀,不是用竹木编的“鸡摺子”,而是供鸡息的用木头搭的鸡架。《尔雅·释宫》:“鸡于弋为,凿垣而为埘。”《毛传》:“鸡于为桀。”可见桀即鸡所之弋。弋、为古今字,其义为木桩。《玉篇·弋部》:“弋,橛也,所以挂物也。今作。”《尚书大传》卷二:“者有数。”郑玄注:“者,系牲者也。”《说文·木部》:“枳,也。”段玉裁注:“弋、,古今字。……谓之,可以系牛”。《南史·程文季…     

果戈理的另一幅肖像——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述评

果戈理习惯被看作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纳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中却表达了相反的观点。纳博科夫认为 ,果戈理不是喜剧作家 ,他的作品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第二级的人物与世界 ,因此他的文学属于梦幻文学 ,其道德性内容表现为对“庸俗气”的批判。纳博科夫在一定程度上将果戈理纳博科夫化了 ,但这种个性化的阐释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     

姚鼐散文的文章艺术与时代特征

义理、考证、文章,是姚鼐论学衡文的三项重要标准。《述庵文钞序》一开始即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从形式上看,他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讨论的是“学问之事”;但接着读下去,就可以知道他所说的并非如此。他说:“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且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     

论托马斯·曼与《布登勃洛克一家》

时代之子托马斯·曼有人说,托马斯·曼在文坛上的出现就象米尼微从朱庇持头脑中蹦出来一样,迅速而突如其来。他二十二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完成了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举成名,跃居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托马斯·曼谦逊地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他的时代。歌德七十五岁时说过:“我极占便宜的事情是,自己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托马斯·曼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着“足够辉煌的世界大事和变迁”。若说老年歌德曾满怀忧虑地预言自己身后的世纪(那正是托马斯·曼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浅薄的”,那末,经历了“世纪末悲哀”的托马斯·曼逐渐走出了悲     

诗经“昭假”辨释

诗经中“昭假”一语,经戴震解释之后,一般认为是指祀上帝而言。北大中文系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注释《周颂·噫嘻篇》中的“既昭假尔”时都是采用这个说法的。①戴震在《毛郑诗考正》中说:“诗凡言昭假者,义为昭其诚敬以假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诚表见曰昭,贯通所至曰假”。②郭沫若的解释与上不同。他曾在《由西周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中,将既“昭假尔”一句译为:“我们的主子周成王既已经召集了你们来”,其中的“尔”译为“你们”,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