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一大热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源流,认为葛先生的方法是17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研究法;进而评说了葛先生对侯外庐、任继愈先生与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的批评,对他自认为是“天经地义”和“终极依据”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由此展开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匡亚明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把思想史视作“专史”的眼界,而使其具有了“通史”的性质,并且具有一般“通史”所不具备的广袤性、深刻性和鲜活的精神气息。此外,文章还对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史著作评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看法。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葛懋春先生195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大力促进学术繁荣。"文革"后,葛先生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以思想性见胜。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还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此外,葛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 :一是突破以 1 84 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苏俄”话语模式 ,据实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 ,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 ;二是突破把近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相对应的话语模式 ,重新梳理近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如实反映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先导作用 ;三是突破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话语模式 ,如实反映中国本土固有的近代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变中的作用 ,展示思想界多元互动的生动格局。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泰山贼王始”说到刘邦

在当前的文化热中，由大文化与小文化衍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个值得引起人们思考的题目。何谓大小传统？在我以为，无非是官方和民间的或显或隐的正统和非正统的文化承传。葛兆光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史》所开辟的正是这一道路。他认为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由官府和文人共同撰写的思想史，称之为“经典思想史”；另一种是民间的，亦即老百姓的思想史。这种思想史人们日用而不知，因之葛先生称之为“一般思想史”。这种思想史的理论依据是“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存在。这种一…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及其证成

<正>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1。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评《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

《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发表了李敏生先生(下文简作“李”)的文章《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毫无道理地攻击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下文简作《辨伪集》)。本文是对李文的初步评论。一、歪曲《辨伪集》的内容李说:“《辨伪集》……推行的所谓‘反伪科学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批判‘汉字优越论’。”但是,他没有指出《辨伪集》哪一页有此内容,事实上也无法指出,因为这纯属捏造。该书由40位学者和语文工作者撰写,主要内容是批驳徐德江(下文简作“徐”)冒充教授、研究员、黎锦熙学生、加拿大人和伪造数据等欺骗行…     

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与拓展方向

思想史研究一般性的观念、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以普遍性、深度性为基本特点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较繁荣.从学理上看,思想史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特点有:思想史的学科性、思想史与历史、思想史与表达、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的单位、思想与知识、思想史比较.以此认识为基础,思想史研究可以在分析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比较思想史研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应对当代问题、观念社会学研究等方向不断拓展,走向深入.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及形式略论——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理解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主题和形式的视界.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中“分析性”或“科学性”历史进步的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深化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     

高屋建瓴 千载知音——读《孔尚任评传》

匡亚明先生倡导和主持编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二百种 ,是一项中外瞩目的跨世纪重点文化工程。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徐振贵教授的《孔尚任评传》就是其二百种中的一部力作。诚如蒋光学先生所说 ,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思想观念及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作为思想评传 ,必须将传主置于“以‘人学’思想为中心 ,贯穿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诸领域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 ,将各种思想资料置于基本存在的学术结构中来认识” ,才能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 ,高屋建瓴地科学评析传主思想观念的变化 ,从而挖掘那些“在数千年文…     

唐初诗歌的承传与演进--兼论初唐诗人杨师道

“唐兴 ,诗人承陈隋风流 ,浮靡相矜。” (见《新唐书》卷二○一 )这是 1 94 9年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长期据以评论初唐诗风的重要依据。如中国科学院所撰《中国文学史》评论说 :“初唐前期的诗坛 ,降自隋入唐的王绩独标一格之外 ,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 ,它是继齐、梁的颓靡遗风而又变本加厉的贵族形式主义的文学。到初唐后期 ,沈期、宋之问、‘四杰’和陈子昂出现后 ,诗风才逐渐改变。”“在唐初浮艳诗风泛滥的时候 ,当时写作宫廷诗或艳情诗的诗人多不胜数。” 1 978年中国 1 3所高等院校所著《中国文学史》也…     

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流与规训

<正>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和研究成果,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问世之前,中国政治思想史未有以"通史"命名者。刘泽华先生带领诸弟子在这一领域耕耘了三十余年,或可以九卷本《通史》为标志,回应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训1的主要问题。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起与流派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得以创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