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留城意愿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和职业流动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农民工流动特征与新迁移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延续与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职业阶层和职业流动相互作用,职业阶层越高,工作越趋于稳定,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职业流动次数反向作用于留城意愿。农民工越年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高,居住条件越好,留城意愿越强。农民工城市社会满意度、生活水平变化、工作认知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以均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创业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沿海地区的实证调研

对于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来说,返乡创业或留在打工地城镇创业是其创业的两种主要地点。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沿海六省(市)900余名有创业意愿农民工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返乡与留城两种创业地点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而言,其创业地点的选择受创业者个体及家庭特征、沿海生活及工作特征和外部社会环境特征等三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沿海打工时间及收入、对打工地的满意度和社会网络关系特点是关键因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居留意愿研究——基于河南省18地市调查数据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留城长久定居,是人口城市化的关键。基于人口大省河南省18地市调查数据,采用交互分类分析和多元逻辑斯蒂分析方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居留意愿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受教育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留城定居意愿,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城定居意愿越强烈;家庭收入状况与最终返乡意愿密切关联,随家庭收入的提高,返乡意愿先升后降,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在流入城市定居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安居,买房成为留城重要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终居留意愿受到了多种交互作用之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国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本文通过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较高、月平均收入较高、月生活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使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女性留城意愿略高于男性;"90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较弱,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城意愿;初婚、再婚等婚姻状态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未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逐渐增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留城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者;而房租、房贷等住房成本与平均收入相互制约,表现为随着住房成本的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提升,但对高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加入生活成本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随生活成本增加而增强,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中、高收入水平下的留城意愿,并使各收入水平下留城意愿的差异减弱。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 ,调查发现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 ,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本文依据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调查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 2 0 0 0年对成都市农民工的调查 ,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了影响农村外出务工者留城的若干因素。研究发现 ,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没有显示出统计意义 ,而社会心理因素 (比如对城市的认同和对土地的态度 )则能够给出比较合理的解释。教育程度会影响留城决策 ,但是其关系并不是线性的。配偶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也会产生影响 ,但是父母和子女的影响则较模糊     

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文章利用2011年"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个人特质因素、流动因素、能力素质因素及家庭因素的不同方面都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男性相对于女性、主动返乡者相对于被动返乡者返乡后更容易就业;45岁以下的青壮年返乡后就业的概率较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返乡后接受过有针对性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的概率更大;外出务工期间具有个体经营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基于发展型目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他们有更高的需求,返乡后就业概率较小;家庭规模较小、生活水平较好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     

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

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来居留地点的选择受到父辈的影响.文章基于反事实框架,发现父代流迁经历与子代居留意愿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父代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流迁经历除了具有直接的影响,还将通过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子代的居留意愿.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母亲的流迁经历会产生直接影响,父亲流迁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人们做出居留决策时,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受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父代的流迁行为将对子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有助于未来子代实现“留城”行为.     

农民工工伤状况及其参保意愿调查

文章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工伤状况,构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意愿的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性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和工作性质等4个因素与工伤事故的发生有显著的相关性;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了解程度、教育水平、行业类别和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不同模型中有较大差异.     

家庭背景与流动儿童的留城意愿——一项基于家庭教育内容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7年年末在南京市进行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家庭对其子女“如何与城市人交往”的教育内容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家庭背景的流动儿童是否有着不同的留城意愿。研究发现，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其子女的留城意愿存在着显著影响，而流动儿童的家庭背景差异也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内容。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外出务工经历、邻里关系与返乡农民工创业

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是“双创”背景下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多元要素禀赋是其迈过初创门槛的关键因素。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系统分析了包括外出务工经历在内的宏、微观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并重点探究了邻里关系的多维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开展自主创业的概率。相比于宏观创业环境,返乡农民工在作出创业决策时更加关注自身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对于主观幸福感较高、不公平感强烈、未参加短期技术培训以及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群体,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邻里间的支持作用、同群作用以及示范作用均是调节效应的有效渠道。以上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从而为激发农村创业内生动力,尽快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维吾尔族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等方式调研155个来自新疆南北疆不同区域的维吾尔农民工创业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农民工创业的意愿受到其年龄、婚姻状况、风险偏好度、职业培训状况、汉语交流能力、文化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家庭收入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婚姻状况、职业培训、文化程度、语言交流、家庭收入和政府政策与维吾尔族农民工创业意愿成正相关。风险偏好与家庭收入与维吾尔族农民工创业意愿成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二元性及其返乡消费高可见性符号特征——基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的对比研究

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进行了对比,以返乡消费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调研分析,构建了身份二元性、 社会融入感知、 身份重构动机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相比,更倾向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比城市异地务工青年具有更高的身份二元性特征,并且通过身份重构动机来影响其高可见性返乡消费;社会融入感知在身份二元性与身份重构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科学理性消费.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广西富川县计生农民工就业不言愁

为了引导计生家庭返乡农民工实现就业、创业,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口计生部门对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信息进行详细统计,并积极协调人事劳动、农业、科技等部门开展"阳光工程"培训。组织返乡农民工进行汽车维修、电器维修、烹饪、农业种植、水产畜牧养殖等20多个工种的职业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使众多计生家庭农民工由"劳力型"向"技术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该县农村信用社还为计生家庭返乡农民工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