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组织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民国时期云南风俗改良会考察

民国时期,社团组织作为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民意代表的云南风俗改良会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倡导改造摒弃不良风俗,为新风尚的发展创造条件;从不同角度劝导改革不良风尚,倡导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风尚;集各方力量,极力促进近代新型社会风尚发展;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     

试论近代社会转型中云南多民族地区社会风尚变迁的特点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使传统获得现代性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云南作为西部边疆的一个多民族地区,伴随着这一转型,其社会风尚的变化呈现出与东部沿海地区有所不同的特点,即:交通条件的改善是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契机和动力;在边地,平民社会风尚多古朴守旧,而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及贵族则明显表现出双重性趋向;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使社会风尚的变化具有文化的双重性及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阶段性.     

道德情操:为教育家德行涵养定规

<正>“言为士则，行为世范”⁽(1))的道德情操是教育家精神在师德方面的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1]34。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形成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中坚力量。教育家作为教师这一职业领域的佼佼者和“排头兵”，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道德情操中蕴含的师德素养，定能在激发广大教师涵养德行、争做道德楷模和     

清末民初燕赵社会风尚的变迁

清末民初,燕赵地区的社会风尚发生了诸多变化,几乎遍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变化虽然较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起步晚,发展相对滞后,但变化的速度快,发展不平衡,并逐渐成为我国北方社会风尚变革的先行地和辐射源,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社会风尚的形成.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丕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抗战内迁中云南社会风尚的变化及转向

抗日战争使地处僻远边疆的云南得到了一个大好的发展契机,云南社会风尚变化空前而深入。较前相比,抗战内迁时期云南社会风尚在进一步变化中有了新的内容,即云南趋新群体的规模扩大,城市新型风尚不断增多,且具有深层次性。特殊的内迁历史背景也使云南社会风尚在崇洋、崇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观念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转向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取向。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和谐风尚的内涵及营造机制

营造和谐社会新风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和谐社会新风尚,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和谐社会新风尚的应有之义,深刻理解和谐社会新风尚的精神实质,建立健全营造和谐社会新风尚的机制体制.     

开放、宽容地面对——也谈“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

受“消费”的社会风尚影响 ,国内文学在一些方面正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创作和审美动向 ,这是现实文化土壤滋生出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文学也必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一元化的局面不会再有恢复。因此 ,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 ,开放、宽容地思考和面对“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     

清代丧葬习俗特点之研究

丧葬反映了社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其丧葬习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等级更加森严;二、带有民族特色;三、具有时代特点。民俗反映着民意,丧俗关涉着时政。清代丧葬习俗特点的变化,一方面说明清朝统治逐渐走向衰落、灭亡;另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江西古代“尚讼”习俗浅析

有关江西古代“尚讼”的说法由来已久。江西古代尚讼既有纠缠不已、久讼不决的一面 ,也有依据法理和程序不断进行合理申诉的一面。我国古代对尚讼目之为恶习 ,对它负面的价值判断几乎深入人心。但深入分析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江西古代“尚讼”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宋代宫廷习俗圈特征初探

宫延习俗与传统民俗学所关注的野蛮民族、农民、边民的民俗全然不同。在以上化下、移风易俗的传统习俗观念指导下,宫廷习俗往往具有规范以及引导全民习俗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宫廷中社会群体之庞大及其等级之森严,再加上各个等级之间礼仪规定之严格,使得宫廷习俗呈现出繁复而有序以及习俗礼仪化的特点;宫廷社会群体对宏大与华贵场面的追求,对精致与典雅细节的热衷,又使其习俗尽显皇家威仪与皇家气派。而相对于前代尤其是唐代宫廷的开放、张扬与风流而言,宋代宫廷习俗又趋于封闭、内敛与整肃。习俗学（新民俗学）关注的是较传统民俗学视野更为开阔、多元的社会群体习俗、     

从拉票现象看当前农村的贿选 ——基于全国246个村3447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以全国246个村庄所获得的3447份问卷为研究基础,对当前农村选举中的拉票及贿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当前农村选举的拉票及贿选行为主要有程度深、形式多、影响大三个特点。农村拉票的多样化、复杂化和人情化让现实中的农村贿选存在着辨识难、治理难的困境;第二,当前农村选举中的贿选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贿选并不是当前农村选举的普遍现象,隐性贿选形式所占比重较大;第三,当前农村拉票贿选存续的社会文化根源是乡土特有的人情关系网络。     

清代归旗制度行废述论

归旗制度是满洲统治者为防止驻防官兵丧失本民族特性、渐染汉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在要求归旗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驻防官兵居留驻防地。满洲统治者于此间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乃是时势所限。而归旗制度的废止,却为满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分布全国的驻防群体的形成拓平了道路,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论新世纪初大众媒介中的传播习俗现象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具有基因性的意义。为了探讨中华传播习俗对新世纪大众传播的影响,采用学科的、定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大众传播活动而言,合理地利用传播习俗,是使得传播活动获得更好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之初的大众传播表现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中华传播习俗以强化传播效果,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绩,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习惯法与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融合的一面，指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渊源，两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同时，习惯法由于其与现代法制精神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故又表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一面。文章深入挖掘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消解的方法，以求为转型期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     

德宏傣族婚姻习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由于特殊社会文化的牵制和影响,德宏傣族婚姻习俗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傣族婚姻习俗的特点。德宏傣族婚姻过程、仪式与佛教和本土宗教内容紧密相联;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导致了德宏傣族等级婚姻的盛行;对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视致使德宏傣族一直固守着同姓不通婚的规矩;经济条件成为德宏傣族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德宏傣族婚姻习俗发生了变化,人们抛弃了婚姻习俗中的不少陈规,面对现存的婚姻习俗应正确对待,并加以积极引导。     

人生仪礼与习俗化探源

人生仪礼是社会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自然人通过"人生仪礼"的过程,实际就是社会对每一个人的习俗化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俗生活,是民俗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民俗模式而构成的活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