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吴汝纶古文风格观新探

在古文风格论方面,吴汝纶于桐城派与湘乡派之间各有承祧,既接续桐城派醇厚雅洁的传统风格,又发扬了湘乡派雄奇闳肆的新文风,并以其特殊学力在批评与创作上对桐城与湘乡文风进行了兼通与纠偏,试图合两家之长,进而达到醇而能肆的理想文风。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近十年来近代桐城派研究综述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近代桐城派是它的终端,在对前期桐城派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桐城派在近代以来备受争议,对它作片面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应该的.文章从近代桐城派作家、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近代桐城古文理论与地位等方面对1990年以来学界对近代桐城派的研究作一梳理.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选本编纂与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

桐城派文章选本系列的编纂与传播,是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的主要依凭.桐城三祖选本初步建立了由归有光上绍唐宋八家,溯源两汉、先秦以至六经的文章统系.棢城后学选本根据创作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了古典文系的取范重点,并将桐城派大家置入文统序列之中,重点发展了棡城文系.虽然桐城文统是桐城派号召后学迭相祖述的依仗所在,但也应看到桐城派借助选本建构文统时也带有强烈的宗派意识,难免产生门户之私和排他性的局限.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精思妙旨自成一家——谈《桐城文派述论》的几个特色

本文从吴孟复先生的晚年力作《桐城文派述论》[1] 的几个特色谈起 ,对“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等方面进行持之有故的论述 ,述中有评、史论结合 ,正源清流 ,还了桐城文派原貌 ,使许多围绕“桐城文派”有疑问题冰释消解 ,十分有益于中国文化的继承、研究和发展     

胶着与裂变--从"经济"观看桐城派散文的近代化

从"经济"观看桐城派的发展脉络以及桐城文派在近代的更新变化,其间曾国藩的经济观对此派散文有独特的贡献;同源异流的两种经世观之比较;桐城派"中兴"对散文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桐城文派一篇恢弘的文学评论大写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析记

<圣哲画像记>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中精选三十二位,画龙点睛地概述其为学成就,并借此作为后辈为文的圭臬,给学者治学提供读书门径选择的便利路径,为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起到探源导流的作用.曾国藩继承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之文论,创造性地提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分法,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曾氏传承以神气论文的桐城文统,把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各析为四,提出八种文境之美的理论.其所作所为,达到了"中兴桐城"夙愿.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论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

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格。他强调治学要甄别书中真伪,不可盲从书籍;要根据自身实际和研读内容,有所区别,讲求方法;要与社会现实政治相联系,经世致用。探寻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于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通假字注考议

程俊英、蒋见元在《诗经注析》中认为诗经中有许多通假现象,但其中有一些字释作通假并不妥当。文章对其中部分不合理通假进行考证,并归纳出该书中四种通假注释错误：分别是异体字误作通假、古今字认作通假、滥用通假和本字借字相混。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曾国藩诗文鉴赏论

曾国藩是明清八大家之一,他的文论独具特色,传承更有创新,是他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自身的写照。在审美标准上,提出“古文四象”说,即文章的识度、气势、情韵、趣味,进一步发展姚鼐“阳刚阴柔”之理论;在论文风格上,推尊“魁伟”“峥嵘”,发挥姚鼐“神理气味”说;在文章意境上,崇尚“雄奇之文”;在社会功用上,曾国藩要求诗文陶冶情操,以构架文人“意适神怡”、疗治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论曾国荃战争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湘军著名将领曾国荃作战善于运用战略战术,他征战一生,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或综观全局徐图进取,或运用奇兵出奇制胜,或围点打援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收降俘虏以毒攻毒.其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思想与实践在履行封建国家对内对外职能方面,都收到了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