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浅析新中国政制体系建构的制度基础与苏联因素

新中国政制体系构成的制度基础主要来源于三大基本要素,即历史传统与制度遗产,马克思主义的政体理论及其在中国早期的制度实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制度经验。其中,苏联是自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政制建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因而可以认为新中国的基本政制架构是中国传统因素与苏联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

对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仅仅从约束政治权力以保护政治自由的角度理解，反而会忽视它对于政制构成问题的其它维度。就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模式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关注，即政治的观念、公民的界定以及诉诸传统的原则。政治意味着一种获得最优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甚至最优生活本身，公民则主要是一种身份和权利，两者共同奠定了混合政制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罗马共和国通过混合本身实现了不同政制原则和价值的包容。在罗马混合政制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和恢复本源的建城之举。     

嵌入式王权与英国均衡政制

王权在英国是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英国王权从性质上是一种个人权利,这一点使得英国政制构成所要处理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国家。王权在政制结构中要想行动,就必须嵌入到其他政治权力中去。王权的这种嵌入式结构,在英国均衡政制模式中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英国的政制发展和政制转型,是由作为政制秩序现状的保守者贵族院、发动政制变化的行政首脑以及代表政制构成中最终权威的新选平民院共同促成的。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在秉承政治科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多样化的学术资源,在方法更新和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与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持续对话,提出了整合结构主义和历史取向的理论主张与解释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对经验研究中长时段、结构性、跨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出阐释,构建了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等多种理论模型,持续关注制度的起源与特点、制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动力机制等理论与现实议题。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演进历程与内在机理进行多线索的学理检视,不仅能够充分把握该流派的基本范畴、理论前沿与主要贡献,还可以在客观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全面展望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专制之惑：中国古代政制的解读论争

中国古代政制的论争为学术界解读中国古代政制提供了一种警觉性反思，但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真正走出中国古代政制的定性困惑，就应该对专制主义、儒家思想、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作出严肃的知识考古。     

政制与德性——西塞罗的最佳政制和立法问题

西塞罗与他的希腊前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样都在探求政治共同体的最佳政制和立法问题,但不同的是,西塞罗的最佳政制是古罗马的混合政制;在立法问题上,他最为重视的并非立法与教育的关系,而是重在利用惩戒和欺骗来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从西塞罗对政制与立法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窥见政制、法律与道德分离这一现代问题的端倪,同时他的思考也提醒我们注意政治共同体中人的德性问题.     

论制度社会学在当代的建构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西方产生与流行的新制度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研究取向或研究路径,甚至只是一种新的制度分析的学术思潮。因而它与传统的或旧的制度主义一样,不是一种系统理论形态或一门新的学科。新制度主义之所以是“新颖的”,在于它与传统     

政制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与本质

对于封建专制传统积淀深厚、国家规模超大、现代化进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当代中国来说,建设和发展以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甚为艰巨。其中,政制发展是核心和关键。政制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现实诉求和动力源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就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在理性渐进的政制改革中探索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充分发挥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试论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政制"的研究与思考

晚年陈独秀对问题的思考不再以既定的理论和公式作依据,而愈益注重"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在对苏俄"政制"进行痛切反思的同时,他重新审视当代世界各类"政制"以及自己过去的民主观、社会主义观,并以此为基点,对社会主义"政制"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和新的设定.     

从对立到互嵌：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新拓展

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制度学派开展研究无法逾越的核心议题。文章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审视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对老制度主义的承继与超越,并由此认为：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阐释更加精致与完善,不仅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增加了现实的解释力,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完善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针对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之下这一背景,文章在现实中考察了制度和行动者的关系,以求为转型时期我国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参考。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

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西方政制设计的若干基本预设及其启示

西方政制设计是以若干基本预设为前提的,主要包括人性趋恶、权力膨胀、理性短缺、国家邪恶等.正是基于这些并非乐观的思想理念,西方政制设计构建了权力制衡、代议民主、宪政、政治竞争的制度框架,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理想化的政制设计陷阱.这对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我国政治学发展无疑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维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重视制度却忽视观念,因而无法清晰阐释一些政治现象,尤其是内生性的制度变迁问题。在社会科学整体演进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自身的理论局限发生了观念转向,推动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及方法更新。从逻辑起点、围绕制度与观念关系的基本主张、特点与局限三个方面,可以揭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大致样貌。从多学科分析视野与社会科学知识脉络加以审视,可以挖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丰富内涵及关键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在方法提炼及运用方面独具特色,同社会科学前沿与内在背景脉络关联密切,存在交流沟通、相互转化、彼此联结及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

基于新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 ,本文从实在宪法的视角讨论了当代中国政制架构中纵向———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本文的分析力求表明 ,影响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关键因素可能有两个 :国家统一与建国 ,以及革命政权的转型 ;进一步指出“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政制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最后简单阐述了本文政制 (宪法 宪政 )研究进路的学理意义。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文献检视与发展反思——基于CSSCI(1998-2019)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近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学术译介、理论建构及现实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其进行全面梳理与检视反思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1998年至2019年CSSCI期刊文献数据,旨在呈现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发展趋势及研究局限。在文献检视的基础上把握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取向及关键领域,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收获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诸多有待深入阐释的议题。具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相比其他流派受到较少关注,建构制度主义代表制度分析的新视角,制度变迁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应进一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