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福利的文化公共性与文化价值共生

生态福利是社会安全与发展的内在文化秩序,其文化价值逻辑及公共性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的精神活力的源泉。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生态危机、生境丧失、生态环境恶化等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生存情景。在澄明生态福利的公共性本质的基础上,对生态福利的内在认知结构和文化伦理价值逻辑的追寻,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维度。以生态福利的文化价值为公共性追寻的"美丽中国"的实践,必能造就一个人与社会共享生态福利的优雅、健全、可持续生存的安全格局。     

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视域

"公共性"追求本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的表征,同时更是有史以来进步人类所憧憬的一种真实"共同体"本位的主体性、合目的性价值生存信念;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它的诞生,是西方文化之公共性目标自主性变革的完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从实践的社群本位的"文化公共性"的视野,实现了对以往旧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自由的个体理性主义公共性主张的有效遏制、深度矫正和根本颠覆;"公共性"理念与追求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深度、思想高度,而且提升了新哲学的本体境界,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品质和"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公共性社会"或人类"公共生活"--人类共处一体艺术的实践性基础孜孜以求的结果,使马克思最终形成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并依托此,真正实现了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超越,为人类提供和展示了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生存模式选择.     

公共性社会的实践——生存之境与合理价值体验的发生

价值哲学关注人类特有的文化与心灵秩序的形成、确立及其合理体验方式的有效创制。面对由近代启蒙所造成的市场化社会之强大的资本逻辑,我们需要一种公共性人文情怀的理性自觉和相应的实践—智识性努力,以此造成一种新公共性价值生成的张力空间,获得一种真切的生存与生活体验,有效地彰显人性之尊贵、幽雅和华美。文化公共性价值体验方式与公共性社会的实践—生存逻辑之间具有内在同构性,它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整体性的立场,追求的是社会合作性目标,着力彰显的则是人类的生存合宜性的真实体验,旨在促使现代个体的心性秩序与整全性人格的不断养成。     

现代社会共享性之本位价值信念的生成:历史根基及其实践合理性逻辑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持续、深刻、全面的整体性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相同步,就其主题特质及其内在轨迹而言,是中华民族之本位价值观念的寻索与探求的过程,意味着社会之基本价值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有效转换,并通过社会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而具体表现出来.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博弈中,公正与共享价值观的胜出;在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由"权力型政治"向"权利型政治"的转变中,现代公共行政的治理价值理念的出场;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则表现为由抽象的"伦理本位文化"向新"公民本位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价值取向方面,社会由"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再到"人文公共性"本位的制度文化追求历程中,新质的社会共享性价值信念和理想的渐进生成与有机呈现过程.     

人的价值趋向的偏向与替代的中国考量

人的价值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我国不同时空的特定文化群体中,人的价值趋向产生了偏向与替代.为正确把握人的价值追求的"应然"走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对我国自然社会、政治社会、市场社会和公民社会中的人的最具优势的价值追求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从社会结构层面指出造成人的价值趋向的偏向与替代的深层原因.     

论儒家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意义——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中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于"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于我们今天寻求"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其二,儒家思想注重追求"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     

公共性的文化建制:中国公民社会公正实践的伦理价值诉求

社会公正作为一种价值,滥觞于道德,蕴涵着一种公共性的实践品质化育与理性追求。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公正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既是该社会成员对有关社会公正之共享性信念理解的危机,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表现。社会公正的践履,关涉到该社会共同体公共生活之正当性的内在根据问题。中国社会普遍的公正信念的达成,需要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政府公共性的理性承诺——程序公正与制度创新追求;二是民众的公民资格、公民身份、公民性的确认问题——权利设定与个体自由获得的内在一致性。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内在地禀赋着重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现代社会本质应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康、发达的社会"公共生活"气象;"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髓,它发端于市场活动的内在要求,位于社会最深、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中国市场社会中民众"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品质的培养和化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拓展中国公民的"社会空间";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公共规则"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美德"风范.     

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意义

学术文化是现代文化体系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学术建制及其内部关系对社会总的价值和精神状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诸多文化中突和选择,如科技与人文相融的可能性,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以及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上的人性化追求,都要求对人文科学这种学术建制及其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文化问题,进行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人文科学是以人的内在精神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具有精神性、价值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人文科学所指涉、表现和澄明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深邃的文化传统,将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和敏锐的想像力,为文化批判提供内在的价值依据和尺度,为人文教化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世界中国化”与“中国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博弈——观念史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新历史理性反思

"中国道路"是对正在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承载,对新历史理性精神的承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实践变革进程,始终受制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思想逻辑。作为对此种文化宿命的超越性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实践,一代中国人秉承新"中华性"的文化期望和观念预设,基于权利政治、公益政治以及人本政治的治理与善治理念,循着合法性论证与主体认同之"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的自主轨迹,始终致力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在公共性特质,旨在实现普适意义上的国民普遍福祉,表现出力图超越狭隘的"发展主义"模式,重建新历史理性,自主探寻能够引领中华民族朝向公正、民主、和谐、共享之自由公义社会前行的文明进步新路的恢弘气度。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价值的实现途径探究

"公共性"是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公共性价值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和旨归,服务型政府必须致力于建构公民本位、公平正义、公共利益、服务精神、公共责任为轴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强化公共性职能、重塑公共制度、培育公共伦理、培育公民社会等是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性价值的基本途径.     

自由主义的“文化公共性”观念及其多元价值观的困境——现代“生存”本位之“文化转向”的公共哲学意义

公共性本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合主体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生存信念。公共性所具有的这一内在品格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公共性价值”观念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因理性为世界的解魅所导致的“意义”与“价值”的分裂,以及“个体化社会”生存逻辑的出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多元主义观念对自由主义的理想模式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文化的人格化是“后现代社会”价值转向的实质。而强调文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引导意义的关键,是真正确立整体性生活准则及其相应的义务整体性观念。     

文化"公共性"的视野与个体生存意义根基之探寻

以信仰缺失为标志的整体性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深刻的生存"意义危机",是当前中国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严峻现实;形而上学的被彻底流放和遗忘,使整个社会充斥着不无厚黑的所谓生存智慧、处世技巧,以及苟且偷安的自我保护术甚至还有损人利己的阴毒和狡诈,导致文化"公共性信念"、社会价值"信仰迷失"与个体价值"信念危机";无疑,共同的意义世界、价值信仰以及共同的文化信念,是社会迈向文明历程中的极为重要的心理基础和文化保证;从学理上讲,此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作为理想、价值信仰-信念的对象并决定着、支配着理想、价值信仰-信念的我们社会的本位价值观念与价值归宿定位的明晰化问题;二是对经济利益-功利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信仰的缺失和信念的茫然,即对经济利益--功利的追求--个人的日常生计能否与社会的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信仰统一起来.     

儒学礼义(仪)的本质及其创造性转化

"礼"是制度、仪式、规范、品质,是秩序与和谐,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秩序和人之为人的精神和风貌,又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社会风尚。"礼"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枢纽价值;其内在动力是"乐"。礼的实行要遵循"道"的运行,而"礼"的本质,则是彰显"道"的精神。"礼"是人禽之辨的标志;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礼治的思想价值应该从以下若干方面入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儒学礼义(仪)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治国理政、淳化社会风尚提供历史智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根据正义原则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来变革礼义(仪)文化;要给儒家的"礼"注入主体性,建构法权人格,使人有尊严地生活;儒学"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价值和以"敬"和诚信的礼义内蕴可以用来消解西方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构建以"我们为中心"的道德和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公共精神”的高阶形态:走向“大共同体时代”的生态正义信仰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实性的话题,而生态关怀所彰显的,则更是一种具有时代高度、且最能体现社会公共价值信念与追求的公共精神.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拟生态的,生态理性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态公共性精神与生态信念,理应成为现代人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生存与生活之价值观选择.关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学者们以往只是在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等关系维度上研究和辨析,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缺少了基础性的前提、根基和依托.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真实的公共精神信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人与自然及其生态环境的关系质态方面.这是属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信念所以可能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和最为直接的逻辑基础.由此,生态正义理念基础上生态公共性观念的形成与确立,无疑是当今处于深度迷茫与危机之境遇中的人类精神之自我拯救的最有效之途.     

儒家荣辱观的伦理精神

在对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追寻中,儒家道德哲学以人的完善作为生命的内在追求,并强调个体的完善寓于社会的完善之中;“内在超越”与“社会超越”是个体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是个体的人获得人生意义或价值的有效途径。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儒家荣辱观中,“知耻”是人之为人、人之异于禽兽的最基本的要求,“知耻”以“为人”、“心安”为基本价值目标;“求荣”则以实现生时的“为人之尊”和生后的“精神不朽”为价值追求、终极目标。儒家荣辱观这一伦理精神,对于扭转当前公众耻感意识淡化和底线伦理下滑、救治当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现代病”、帮助人们养成珍视现世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实现人生境界的自觉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人的价值构成的“内在紧张”

一般而言,人的价值由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构成。然而,在资本全球流动时代,这种有机构成状态近乎被打破,出现了人的自我价值排斥人的社会价值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二者对立性的"内在紧张"。这是资本与市场双重逻辑对现代社会作用的产物。亦即资本与市场的"自由"与"占有"逻辑是生成人的价值构成"内在紧张"之肇因。消除这种"内在紧张",需要从资本与市场逻辑出发,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的公共性与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确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公共时代的到来,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缺失表现得日渐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文化的缺失、传统生活中个人自主意识的缺乏,以及现实生活中"公共性"空间的缺位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是与公民身份、公民的公共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其分为内在公共文化和外在公共文化。内在公共文化是公共意识确立的理论基础,而外在公共文化通过其服务体系的建立,成为公共意识确立的实践基础。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特性分析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在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文化遗产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文化与精神需求,具有一般经济资源的基本特征.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文化遗产的经济性、稀缺性、公共性、外部性和垄断性等经济特性,以助于更好地开发文化遗产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