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射礼的产生和形成

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先秦弓矢活动进行考察,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在先秦射礼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中华体育礼仪也随着孕育和产生了。     

儒家礼教论——论"仁"、"人性"、"文"和"礼"的关系

作为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礼"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范畴。儒家的教育理论是完全依靠"礼"如何与其他范畴互相关联而形成发展的。尤其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提出的"仁"、"人性"和"文"等范畴对体现出"礼"的教育内涵是不可缺少的。"仁"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性"也依靠"礼"的内化过程而能够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礼"是文明化了的传统中分化、发展下来的一切标准,"礼教"是以"博文"与"约礼"为主要内容而培养君子的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     

先秦推崇"讷言"的文化解释

先秦时期,人们推崇木讷不言的人格,这种人格是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礼在本质上是一种手势语言,所以礼乐文化重仪式动作,轻语言表达。长期的礼乐教化和终身的行礼过程形成了先秦推崇讷言人格的社会风尚。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汉代礼仪用乐探析

汉代礼仪用乐包括仪仗用乐、皇帝和皇后即位仪式用乐、丧葬用乐、养老礼和射礼用乐、遣卫士用乐。仪仗用乐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异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养老礼和射礼用乐体现了先秦古礼和古乐对汉代礼乐的影响。此外,黄门鼓吹可以使用在仪式开始或者仪式结束环节,起到标志作用。宫廷礼仪中出现黄门鼓吹是黄门鼓吹署出现的重要原因。     

略论礼的起源与形成

先秦的礼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按照等级制的要求控制奴隶制国家各项制度的指导原则和约束人的活动的行为规范。礼产生于父权制时期的个体婚制,其形成则与国家的产生同步。礼的产生与形成是建立在对原始社会萌生的不平等关系的继承和对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的改造基础之上的。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诗经》中器乐应用考论

《诗经》所反映的器乐应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于礼仪.五礼之中,凶礼为禁乐之礼;吉、嘉、宾、军四礼,除嘉礼中婚礼、士冠礼不用乐外,皆有乐.二是用于娱乐及巫术.具体考稽这些,可从器乐的种类、应用的范围和对象诸方面深化对先秦器乐以及礼乐文化的认识和把握.     

汉代人性论中的"魂"、"魄"观念

汉儒的人性论在中国古代人性论中独树一帜,而中国古代的魂魄知识经过长期的建构,在汉代融入儒家的人性论中。本文在先秦至两汉的历时坐标中,通过比辑文献,勾勒出这一过程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及其实践倾向,同时纠正了传统学术中的一些误解或浅见。本文认为,汉儒在阴阳五行的思想框架内整合了先秦诸子的性情观念和医学中的魂魄观念。性为善为阳,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性,属于五脏,五脏居身体之阴,处内主静而守常,但理御阳气;情为恶为阴,分为喜怒哀乐好恶六情,属于六腑,六腑居身体之阳,处外主动而易变,却理御阴气。魄藏于肺,魂藏于肝,是分属于性情中的自然精气。魂魄可以治理性情,而礼乐教化又可以养护人的自然气质,从而保持性情符合道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