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所说的“天”和“故艺”的“艺”──兼论孔子、子夏与商鞅对科技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天”是什么？我们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已作了科学的扼要的解释。他１９３５年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指出：“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这引起人们重视与吸取，使人们认识孔子比国外任何科学家和任何名人都先知“天”是“自然”，更懂得“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提高中国的国际性声誉，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译为：“天怎么解释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怎么解释呢？”“天何言哉”的“言”与《论语·子罕》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的方法论初探

<正> 从比较可靠的关于孔子的史料看,孔子虽然没有关于方法论的专门论述,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却贯穿着比较自觉的方法论思想。一、否认质变的发展思想关于自然界是否运动变化,孔子没有哲学论述;但有两段话可以参考。一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这是说,天虽不言,却主宰着四时的运行交替,万物的生死枯荣。二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孔子面对滔滔流去的河水,联想到古往今来的河流都是这样不分昼夜地奔流着。这两段话虽只是对直观现实的表述,但从其中可以看出孔子如下     

论董仲舒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

董仲舒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是继承先秦儒家“信而好古”的思想传统,依傍敬天、畏天的价值准则,进而结合现实政治需要,熔铸出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先秦时期,儒家对天有—种敬畏心情。孔子自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是把天意看作制约人们行为的要素之一。但孔子并不单纯地依赖天命行事,所谓“四时行焉有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便是典型的证明。因此,孔子对“天”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孟子在继承发扬孔门仁学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把思维的触角引向至善至美的“天”。他创造提出并躬行实践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路线,把仁义礼     

荀子的礼学、人学与天学——兼论荀孟异同

荀子拿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把儒家人道学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做法。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结成群体、组织社会、维持秩序的必要设施,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通过解剖人性,他论证了两手并用的政治哲学原理的可行性。荀孟的理论分歧,主要不在人学方面,而在天学方面。荀子把义理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发展了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     

孔子“《诗》可以兴”命题与先秦思维方式

<正> 一“《诗》可以兴”命题在《论语·阳货》中被列于孔子论诗价值的“兴、观、群、怨”说之首端,这表明孔子对于《诗》的“兴”功能特别地重视。传统经典对该命题中的“兴”义主要有两种,即汉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宋朱熹的“感发志意”。两注虽稍有不同,但共同处在于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明“兴”的:“引譬连类”是指借《诗》中所言来作譬喻和类比,“感发志意”也是指从《诗》中所言去感悟启发思想情志。在孔子所处时代,与《诗》同时存在的权威性著作至少还有《书》、《易》、《礼》等,为什么孔子单单言“《诗》可以兴”而不及其余?主要原因在于《诗》具有其它著作所缺乏或难以企及的形象性特点。《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多有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的     

孔子的经济与军事管理思想

孔子经济管理的目的是社会繁荣，实现大同世界。认为维持社会繁荣运转的两个程序是富民、役民。《子路》载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说“庶矣”，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在《阳货》篇中，孔子又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深得这两大经济活动的...     

名正言顺谋事必成--《商家名称谋略》读后

凡事皆有名目,大到往古来今、大地六合,小至一人一事,草木鸟兽虫鱼之微,无不具备名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名分,对一切事物探究未明则不敢妄加评说,给予名分。所以,《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人们何以如此重视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所以,子路请教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早已成竹在胸:“必也,正名     

评裴传永的《论语外编》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以汉书·艺文志》）但是，孔子聚徒讲学数十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性记乳子世家》），而忧语》全书不过一万五千言，显然不是他“应答弟子、时人”的全部言论。检诸历代要籍，确有不少孔子之语而为《论语》所未载者。于是，南北朝以降，历代多有纂辑散见于各要籍中的孔子言论的有识之士。有所成就者，如梁武帝萧衍之《孔子正言》、唐王勃之《次论语》，来杨简之铁圣大训》、薛据之《孔子集语》，明李武之《论语外编》、潘土达之《增订论语外编…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行”

<正> 过去我对于孔子有时把“仁”放得很高、有时又把“礼”放得很高、有时似乎又是天命最高感到不解,对学界关于“仁”、“礼”关系的纠缠也有迷惑。近日偶读《论语》诸书,顿然有悟,深感孔子之言“仁”、言“礼”、言“性与天道”,皆落脚于一个“行”字。孔子颠沛一生、孜孜不倦,为的正是这个“行”,“行”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也谈“束脩”不是学费

<正> 孔子,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最有成就的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数,虽不无夸大,但孔子学生很多却是无可置疑的。私人办学,规模初具,其教育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确是研究孔子教育事业极关重要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因《论语·述而》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话,就把“束脩”当作孔子收纳的学费。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上说:“他是‘有教无类’。     

《尚书·牧誓》篇新考

《尚书·牧誓》篇一般认为是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誓师词,历代经学注疏家们都循此而注释、疏证和补缮其中的微言大义.但誓词中的这样一段话一直得不到圆通的解释:“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史记》曾改作“今日之事,不过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但众所周知,一击一刺为一伐,在殊死决战之时,为何只冲锋六步七步便停了下来?这怎么能够克敌取胜呢?对此,朱熹曾说过:“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     

论“意在言外”和“言外之意”

<正> 一“意在言外”的哲理思考 “意在言外”这种艺术构想,可能是受道家言意观的影响。在先秦时代,孔子与道家都称颂天道的深奥静谧,《易系辞上》所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有人认为是孔子的话。可惜孔子没有作进一步的发挥。     

“比数”考释

“比数”一词,古籍中常用,但不大好解,今试举二例,略加考释。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曰:“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不少辞书把这作为“比数”之源加以引用。其实,“比数”之源应前溯到庄子。《庄子·达生》曰:“汝得全而形躯,具有九窍,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这里的“比于人数”,虽非“比数”二字连文,但两者的形式、意思是相关的。“比于人数”,犹言“预于人伦,亡于人数”,“比”,     

自由与他由之间——孔孟自由观初探

<正> 1 如所公认,仁在孔子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为仁”,则是仁的两个基本规定。如何做到仁,这涉及到伦理学上的自由问题。孔子强调的是个体的主动选择:“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完全在于自己的为不为,而不在于能不能。而当孔子把仁与道相联系,“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引),仁代     

《论语》天命观辨要

<正> 《论语》一书中颇多有关天命的记叙与论述,而旦往往与哲理、政事、礼制、立身等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直至书的末章记道,“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把“知命”与孔子一向认为立身成人(而且是为君子)的重要条件“知礼”、“知言”并列,且置之首位,足见其在孔子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言天而不尊天,谈命而不认命——也谈孔子的“天命观”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可靠的主要资料。孔子的语录中,曾多次涉及到“天”,“命”,“天命”等词语。对此,应如何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能否提到哲学观的高度给予判定?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且有时随政治气候的波动而波动。《中国古代哲学史》88年版,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中哲史》)一书,从哲学观的高度给予丁概括和判定,认为孔子思想深处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孔子是“尊天”的,和殷周以来的尊天思想无甚差别;孔子思想深处的“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支配,毕生致力于挽救奴隶制的危亡碰壁,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多年来,很多中国哲学史论著都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作为孔子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观的一条铁证。即使是那些主张孔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同志,也不过认为是“感叹之词”,或认为“‘获罪于天’的‘天’,就是行为不合天理”而已。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孔子原意。为了弄清原委,且将这段话完整地征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