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而占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则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中坚力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权利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与实现更为重要。文章侧重于青年农民工这一农民工中的主要群体,以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为起点,探讨了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断裂化”、“两极化”和“非制度化”等现状与问题,简略地从历史与制度、现实与政策及青年农民工自身等三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些现状与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式的偏好和选择

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群体,其政治参与状况关系到农村与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日渐觉醒,但他们在政治参与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对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偏好。这既有农民工自身如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贫困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种种不利因素,如政府公信力降低、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等。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努力,改变这些不利条件,以矫正农民工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导向型政治参与探讨

政治参与是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政治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目的来自于现实的利益,理性与非理性的利益诉求交织,失地农民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因政策分配而产生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当现行政治制度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利益保护机制时.失地农民会采取成本最小而收益最稳妥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来解决自身的利益问题;当失地农民在政治博弈中的切身利益无人关注时,就可能诉诸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来维护或促进自身的利益.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积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的程度却受到城乡二元体制、利益表达机制缺失、自身条件先天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可以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大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举措来克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的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与融入城市路径研究——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的调查分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由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面临的问题令人堪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     

现代社会中利益群体发挥政策调控功能的方式

现代社会中,随着民主的发展,政治参与的扩大,利益群体积极参与政治过程,从而对政策调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利益群体比较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群体已成为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研究利益群体对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调控发挥其作用和功能的方式,改善我国利益群体发挥政策调控功能的方式,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群体发挥政策调控功能的方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群体往往以“压力集团”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策调控。一般地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开放活跃,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保障诉求的愿望更为强烈。日益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及其利益诉求,要求社会政策的变革必须与时俱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文章尝试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培训、人口城镇化等方面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结论是将其尽快纳入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服务。     

论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参与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农民工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个拥有两亿成员的群体则出现了政治参与权利被边缘化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可以进一步阐明扩大和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当代政治发展视野中的利益群体分析

体制改革中 ,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化、组合 ,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对当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一方面 ,利益群体的成长、成熟及其对政治过程的有效参与有力地促进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和实现程度 ;另一方面 ,利益群体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非正常现象和行为也有可能诱发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造成社会对国家政权合法性认同的流失 ,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因此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应积极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利益群体的整合协调机制和利益制衡原则 ,并辅之以行政和道德的手段 ,以促进利益群体在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受二元体制的限制,在整体上仍没有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面临就业难、工资低、房价高等问题,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目前,体制外抗争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三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四是要有效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用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五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正常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六是要消除市民的歧视心理,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     

私营企业主群体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并壮大了私营企业主这个利益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也在不断地分化.由于他们自身也有着迫切的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要求,因而各类社会经济中介组织便成为适应这个群体变化并使之政治参与有序化的重要机制与渠道.从长远看,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并使之适应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协调地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与政治参与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而市民化的关键在进城务工女性的身份转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且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流入地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却滞后于社会环境变迁,导致进城务工女性因其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而被抛出发展轨道,进而难以抵抗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生计风险。鉴于此,需要建构政治参与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以利于将进城务工女性的利益诉求纳入公共政策,使其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体制变革与主体建设:社会治理中的农民工政治意识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政治意识逐渐萌发并日益分化,从而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机制提出了质疑。基于意识的能动性,农民工不同向度的政治意识既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也可能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关键在于能否将这一群体引入国家政治。体制变革与主体建设相辅相成,如何在深化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通过培育农民工积极的政治意识引导其参与行为,化解消极意识带来的负面影响,塑造合格的社会参与主体,构成现代管理体制成功转型的基本文化要素,对于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令人担忧,长此以往势必酝酿巨大的社会冲突。本文从加快法制进程、消除制度阻隔、拓宽参与渠道、提升主体素质四个方面为推进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对策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新型城镇化下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中"新"的意蕴所在,而"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是进城务工女性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社会现代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城镇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却滞后于社会环境变迁,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因政治参与受阻滞导致其利益诉求无法在政策过程中得以表达而被抛出发展轨道,难以抵抗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生计风险,面临生计脆弱性问题。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要求,尝试性设计出"各司其职"而又"同心协力"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力图将进城务工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利益诉求纳入政策过程,帮扶她们"体面劳动"与"活得有尊严",促进其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带动其举家迁居进城,实现家庭的城镇化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     

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但又十分弱势的群体,是我们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障碍、制度障碍、组织障碍、信息障碍、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十分明显。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阶段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