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     

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特征浅析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论"均势"的基本含义

本文为界定“均势”建立了一个区别层次且各层次之间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阐释了均势的基本含义:国际体系层次的均势秩序、国家层次的均势外交和介乎二者之间的均势机制。文章对均势秩序的形态作了区分,重点区别了均势与霸权;对均势外交的原则作了深入剖析,重点分析了联盟战略;对均势机制的历史脉络作了梳理,重点揭示了其存在的延续性。最后,提出了把均势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相联系的问题,以进一步强调研究均势的现实意义。在研究中,作者主要运用了现实主义(包括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同时又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中获取了重要借鉴。     

冷战后日本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路径分析

冷战结束后,受"政治大国"战略驱动,日本形成了三条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主要路径:在政府开发援助框架下通过"和平构建"向冲突国家渗透,在联合国框架下以维和之名积极派兵海外,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追随美国插足国际冲突。通过这三条路径,日本获得了宝贵的"海外介入"经验,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并逐步向外向型军事力量转变。当前,在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进入到冷战后第二个全面调整期,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其海外动武条件进一步放宽,集体自卫权得以解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手段愈发凸显军事色彩。     

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在日美同盟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日美同盟与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东南亚地区反恐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东南亚国家唯有通过积累强大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抓住机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营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实施具有层次性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平衡战略",方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安全利益.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