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用刑事证据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的一系列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 ,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证据的价值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 ,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说 ,就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据理念和发展趋势来看 ,刑事诉讼证据应当选择法律真实为其价值的取向     

人权保障: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兼论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之理念

保障个人利益是现代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逻辑起点 ,由此 ,刑事诉讼才具有民主、文明的品性。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 ,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 ,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权保障理念的缺失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刑事诉讼制度。只有升华传统文化 ,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 ,培育现代权利文化 ,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     

公法、私法理念在刑事诉讼中的冲突与共存——以英国被害人参与权为样本的研究

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主要价值目标,但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当事人权利自治的私法理念,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被害人权利运动以来,私法理念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影响逐步扩大.英国刑事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权的确立和推广过程能很好地说明私法理念与公法理念在刑事诉讼中产生的冲突,美国法目前采取的态度是以公法理念为主导,两种理念在刑事诉讼中并存.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形也是一样,公法理念占主导地位,私法理念的影响尚微,但有扩张的趋势.     

消解冲突视野中的刑事证据规则新理念

发现真实是刑事诉讼的前提和基础,而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二者共同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解决刑事纷争。正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决定了三者之间的基本维度,继而生成刑事证据规则新理念。     

中国刑事诉讼新理念之探析

司法活动的进步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进,而司法制度的变革则源于理念的推动。在对刑事诉讼理论的理解和刑事司法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在刑事诉讼中应树立裁判中心、平等对抗、法律真实、程序正义优先、程序制裁五大理念,这些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     

现代刑事诉讼的宪政机理

宪政是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想状态,以民主、法治、人权、分权为其基本构成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分权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宪政机理。民主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产生的前提;法治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指引;分权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机制保障;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     

刑事上诉审查范围的反思与重构

上诉审查范围的确立,必须兼顾正义理念与法的安定性,同时也要考虑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与司法资源.我国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不仅没有实现发现真实的立法目的,而且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随着刑事诉讼的整体转型,全面审查原则确有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未来上诉审查范围的重构,应在立足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实行有限审查原则.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骆驼·狮子·孩子--解读塞尚的艺术真实观及其表现手法

塞尚用"色彩造型"、"艺术变形"和"几何构成方式"的艺术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艺术真实观,在画家和观者面前展现出全新的艺术理念与境界,它超越了视觉的真实,融注了艺术家情感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他的绘画一直影响了西方近百年来的现代美术,塞尚的伟大是他对现代绘画所产生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不愧被人们称之为"现代绘画之父".     

论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的美学基础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古老的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其实现法制化在现代社会具备着浓厚的美学基础.首先,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对“真”的追求;其次,它展示了刑事诉讼活动对“善”的向往;最后,它还彰显了刑事诉讼活动对“美”的追求.     

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理论评析

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采用何种刑事诉讼模式争论不休之际,深入剖析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对于澄清此问题将有一定的助益。本文运用历史论方法和逻辑论方法对刑事诉讼模式产生和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刑事诉讼产生的历史动因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需求,刑事诉讼演变的内在动力在于实现保障安宁和人权的价值目的,而法治观念的变迁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演进的深刻理论渊源。     

论诉讼合作模式下的案件真实——合意真实理念之提倡

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标志着诉讼合作模式在我国正式确立。有别于传统对抗式诉讼，合作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程序，诉讼重心由审判阶段转移至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合意削弱了法庭调查，法庭审判成为“确认式庭审”，案件真实更多体现为控辩“合意性”，即合意真实。合意真实的诉讼观念蕴含了被告人主体理念，体现了对司法效率、司法权威和协商正义的时代价值追求，具有正当性基础。因对抗与合作二元诉讼程序变革，诉讼真实观应从传统一元的实质真实观向实质真实与合意真实并存的二元真实观转变。     

刑事追诉权的限度之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审前程序中的合理定位

国家的刑事追诉权必须有限行使,一事不再理原则不能仅仅是刑事审判的原则,它应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刑事追诉权应有期限、有次限地行使,强制侦查手段一般不允许重复使用,撤销案件和不起诉决定后因同一事实对同一人再次侦查和起诉应原则上禁止,对例外情况下的重复追诉要有国家补偿。审前程序中的国家权力应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制约。     

论检察官审判阶段强制取证权的废除——兼论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

我国刑事案件一经提起公诉之后,检察院依然可以依据职权继续调查取证,甚至可以通过启动补充侦查程序导致法庭审理的中断。这一现状对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等基本诉讼结构之维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律应当禁止检察官在法庭正式审理过程中的强制取证行为,而赋予其与辩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并在起诉之后、正式审理之前设置专门的起诉审查程序。     

直接言词原则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刑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检察机关提供证人证言笔录成为证人作证的常态;在刑事立法上建立有效的证人作证传唤制度、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论审判对象的变更及其控制

在强调诉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构造下,无论法官还是控诉方,其权力均被设定了合理的界限与范围,体现一种分权制衡的机理,显示一种对被告人防御权利的保障的理路。审判对象发生合理的变更,主要基于两种理路,一是“起诉变更主义”,二是“审判对象狭义论”,进而表现为内容、性质及方式上若干类型的变更。面对审判对象变更,利益受影响最大者是被告人,故而要将审判对象变更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与正当程序中,有效防范突袭性审判的发生。我国现行审判对象变更实践缺乏合理的控制机制,并常常表现为法院与检察院的一种“沟通”,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审判对象变更程序,对审判对象变更实行正当性控制。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因而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所助益.     

试析刑事证明标准的导向性功能

刑事证明标准在诉讼中究竟能否解决实务中裁判的精确性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标准实则具有两层含义,一为技术性指标;另一为抽象性目标。前者具有明确的可测量性,后者只具有引导和指向功能。司法裁判中的证明标准不可能具有刚性的测量功能,而只具有目标型性的导向功能。立法与司法应将目光从对裁判精确性的不确定追求转向对可控的公正程序与证据规则的合理关注和构建,从而确保判决的可接受性。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