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丁戊奇荒"并发灾害述略

探讨山西"丁戊奇荒"受灾期间的并发性灾害,并运用各类史料,就人吃人、瘟疫、狼灾、鼠患等社会自然灾害现象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山西省区危害的严重性.     

晚清时期山东的“丁戊奇荒”及其救济

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四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山东地区在此次特大旱灾中首当其冲。灾荒形成的原因,从自然角度来说,当时全球发生了较强的ENSO事件,且山东地形较为复杂;从社会角度来说,吏治腐败而又"民鲜盖藏"是两个主要方面。灾荒给山东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农作物严重歉收,粮价飞涨;部分百姓迁徙他乡,大量人口死亡。面对严重灾情,作为传统社会赈灾主体的中央政府及山东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在赈济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 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在单纯面对这场灾荒的情况下,江南地方的种种反应都贯穿着捍卫乡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场,而其间出现的江南士绅前往苏北赈灾的行动,在本质上仍是江南自明清以来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这就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京津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历史上水旱灾害非常严重,如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1917年以京畿为主的水旱灾、1920年的华北五省旱灾、1924年以直隶为主的水灾、1928~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旱。1931年后直至1935年本区域又是连年水灾。灾荒年份,受害最深的是老弱妇孺,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与贫苦儿童。在此期间,官方救济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均致力于对妇女儿童的救助。一、官方和民间的临时留养首先,官方严禁拐卖妇女儿童。1917年京畿水灾督办处先是发布告示,严禁出卖幼孩,并要求直隶各县官署先行垫款免费收养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俟后由督…     

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既往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灾害与社会，以及灾荒之应对三个层面，方法上虽有从“灾害历史学”向“灾害社会学”的转变趋势，但对灾荒的“人文”信息仍重视不够。因此，利用科际整合，给灾荒史以“人文科学的关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

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华北大旱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酷的奇灾大。在赈灾过程中,中外各界所表现出的社会动员及参与程度,以及救灾方法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江南绅商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灾荒发生较早的山东省,江南绅商组织了大规模的民间义赈,其赈灾经验成为后来晋、豫等省赈灾的先导和榜样。     

动荡与饥荒：极端气候事件与区域社会应对——1929年陕西“大年馑”的个案考察

饥荒是困扰中国两千年农业社会的最大毒瘤。中国历来是灾荒多发区，国外学者著书就有直接称中国为“饥荒之国”（Mallory1926）。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灾荒几乎年年可见，大到与王朝命运相始终，小到地区流民与动荡的爆发，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方面。而饥荒往往又与气候相联系，多数为气候事件作用的结果，因此，气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     

民族情怀与政府旌奖：晚清赈济中的华侨

中国是个多灾荒的国度，晚清时期亦不例外。晚清赈济除官赈外，民间义赈亦颇为显著。其中逐渐获得“正名”身份的海外华侨日益成为协赈的新生力量，并在普赈、工赈等环节表现出色。从“丁戊奇荒”到徐海水灾，在全国各地的水旱灾害中，华侨以多种方式募捐赈款汇寄灾区，与国内官赈和其他义赈相辅相成。晚清华侨的跨国赈济行动除近代性这一最大特征外，还呈现出祖籍地施善与跨省际赈济并存，主动捐赈与劝募施赈并存，精英领捐与群体集捐并存，以及注重救助物品的适宜性等特点。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海外华侨通过赈济，积极参与晚清事务，并获得了官方嘉奖，成为其提高国内政治地位，并与晚清政府构建新型官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清中后期山西乡村的民间灾赈——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中心

清中后期,山西灵石县静升村频繁遭受各类灾异侵袭。在国家荒政体系衰败、乡村社义仓赈济收效甚微的大背景下,静升村西王氏在乾隆年间多次开展捐输施赈,除本族人外,亦兼及族外乡民。随着西王氏的式微以及异姓乡民实力的增强,静升村逐渐形成以村社为核心,通过捐赈公项购粮救济全体乡民的民间灾赈机制。历次灾荒赈济过程中,静升村不仅有效地救济了乡民,而且捐赈公项往往留有盈余,甚至在丁戊奇荒赈济后还有余额。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清代华北以村社为核心的民间灾赈具备持续开展较大规模赈济的能力。     

明崇祯十三年的山东灾荒

明崇祯十三年的山东灾荒杨绍溥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的灾荒遍及诸省，被明朝人称为＂亘古奇荒＂，《明史》记载：＂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两畿是封建国家的＂首善＂之区，陕西、河南、山西已经历十数年的农民战争，灾荒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我国封建...     

《周礼》"灾荒"概念释义

《周礼》中的灾荒概念为研究灾荒史者所熟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多以对灾荒概念的常识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灾荒史,即从经验性常识认知原生态常识。这种认知虽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反映《周礼》灾荒概念的原貌。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丁戊奇荒”之际晋南地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

“丁戊奇荒”之际,受灾地区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善后工作。其中,解州知州马丕瑶把善后工作的重点放在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仓廒、鼓励民众参与生产、进行社会教化等方面,这些都是备荒建设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当代散文发展的新态势——从《湮没的辉煌》、《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谈起

世纪之交,迎来了中国文坛的欣欣向荣景象,让人难以忘怀的是90年代大散文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这种文化大散文包融了历史、文化的内涵,往往从历史古迹出发追循历史现象,解析社会兴衰,感叹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历史与文明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辛酸、悲凉的艰难历程,具有一定历史透析力。《湮没的辉煌》(夏坚勇著)、《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巴荒著)等堪称代表作。　　这种文化大散文的出现,首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90年代初青年读者争相传阅《文化苦旅》,曾一度出现“文化苦旅热”及“余秋雨现象”。后来夏坚勇、巴荒等…     

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夏明方教授访谈录

目前,灾荒史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向人们提示着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灾荒史研究也向社会奉献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生态环境、社会形势的变化,对灾荒史研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灾荒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应该更加完备,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一领域里的理论创新,更是一项严峻挑战。     

明代荒政简论

所谓荒政,即指救荒政策。它是政府对自然威胁(包括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一套预防。治理和补救的政策行为。对于救荒史的研究,解放以来。史学界没有给予重视。事实上,研究灾荒史,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确实有着一定的意义。因为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前奏,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幕后操纵者。本文就明代的荒政问题作些探讨,冀在引起史学界同仁的注意,把灾荒社会病态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同光之交“海防议”中若干问题辨析

同光之交即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年至1875年),清政府内部展开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海防议”。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海防议”虽有较多评说,但不少评说不能令人信服。本文拟对“海防议”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辨析,偏颇之处,祈请识者匡正。一关于“海防议”的历史地位“海防议”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国防建设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能低估的。首先,“海防议”表明清政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众所周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