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在中国启蒙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先驱。鲁迅写了许多出色的杂文和小说,给“五四”新文学带来了眩目的异彩。本文试图从启蒙的角度,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探索鲁迅启蒙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加深我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     

试析陈独秀的北伐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师的前两天，即1926年7月7日，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出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①。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国共两党内部更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蒋介石在公众集会上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声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购买《向导》报，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史学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反对北伐的，其文章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间的感情，破坏国民革命。国内史学界也以此…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36年,陈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说:“那时他(指陈独秀)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后来大都沿用这一说法。王其彦在《齐鲁学刊》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指出,上述说法并未讲清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作者引用包惠僧的回忆说,陈独秀当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借口正在筹建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脱身,派陈公博、包惠僧前去参加。据此,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由马林等外国人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因为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发起和领导者,北京、武汉、长沙、济     

中国启蒙图景中的女性——聚焦《妇女杂志》

《妇女杂志》是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第一份历史最久的大型刊物，见证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女性启蒙的历程。它展现了三种女性，即传统的贤妻良母、独立女性和革命女性。在中国启蒙图景中。性别话语被整合进民族主义话语之中。民族解放促进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解放，但女性作为个人，却未能实现自主这一启蒙的终极目标。     

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质疑

史学界大多把陈独秀在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前后撰写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看作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并看作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认为文章中承认了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将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翻阅有关史料，再把文章发表的时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不难看出这个结论是值得史学界商榷的。 一、陈独秀撰写《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与 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     

论陈独秀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及其实践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不管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评价如何,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那就是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整个社会普遍关注妇女问题的时代大潮之中,陈独秀在其政治生涯的起始之初,就开始关注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中共建党前后,陈独秀更是热情关心、支持、参与了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从历史、现实及理论上精辟地分析了妇女悲惨的命运,备受苦难的根源以及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行列中,为推动中国女性思想的启蒙和争取解放的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     

从“事业化”到“企业化”:中共对党报经营管理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创办党报作为实践革命的主要途径,并在创办《向导》等报刊的过程中形成"传统党报型"经营管理体制。该体制为中共迅速建立遍布全国的党报网络提供了可以操作和推广的固定模式,但也存在党组织对党报过度介入,党报缺少经济来源以维持和发展的缺陷。《新华日报》、《华商报》对于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推崇,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报的两次企业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经过多次反复,中共最终确立"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党报经营管理体制,为党报迅速发展壮大释放了改革红利和发展动力。     

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正>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原因至今没搞清。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陈独秀没出席     

新青年社团中的鲁迅与陈独秀

鲁迅的文学成就与思想根植《新青年》。鲁迅创作小说的思想冲动源于陈独秀反孔非儒的思想革命,受新青年社团反传统的知识权威影响所致,具有陈独秀激愤思想的痕迹。鲁迅的小说使《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从理论主张变成了创作实绩,彰显新青年社团文学创作的实绩。鲁迅也凭借小说创作的实力获得新青年社团的认可,并逐渐融入新青年社团,日益形成愤激的思想骨骼,具有思想启蒙的形象冲击力。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被“遮蔽”的启蒙——解读“五四”时期的高一涵

多年以来，关于“五四”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但高一涵这个名字似乎一直遗漏在时代的缝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高一涵的启蒙思想多限于法政学内部，二是关于高一涵的资料核实困难。但作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得力的助手与撰稿人，高一涵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有着系统而全面的见解，对推动“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和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议“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现代化观

“五四”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的文化批判运动,它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化(主要是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命题。如何正确看待儒学与现代化关系,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儒学批判作为价值重估的伦理革命和文化批判的契机,并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以启蒙国民的独立思想,为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开辟道路。①陈独秀对儒教纲常礼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礼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陈独秀文集》第73页。以下仅注页码。)建基于孔     

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

关于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问题,目前还有不同看法。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邵文”),认为“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出席者”。刘培琼、吴恩壮写的《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州代表》一文(《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吴文”),认为包惠僧“很有可能是陈独秀……指派他以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一大’”。宫玉书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尼采对《启蒙辩证法》的影响

《启蒙辩证法》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启蒙不断地自我毁灭并最终倒退成了神话。这个具有冒险性的思想把尼采作为一个先驱者,即认为尼采预示了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辩证法。但是,《启蒙辩证法》最终却又把尼采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代表,是极权主义的原型,他没有摆脱启蒙辩证法的魔咒。对此,笔者将指出,《启蒙辩证法》对尼采的模棱态度与自身的立场有关,其中也包含着对尼采的误用。     

从“不谈政治”到“努力论政”：中国近代自由派的困境——读沈毅《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

沈毅教授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在民国报刊史和新闻史研究领域可谓成绩斐然。他继2008年《〈独立评论〉研究》之后,又于2011年出版新著《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1]。如何审视沈毅教授的这一贡献？     

论陈独秀的青年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中共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对青年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青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给予了极高的定位。陈独秀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对加强当今的青年教育，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民国初期劳动管理问题初探——兼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1920年1月底至2月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收女工一事在湖南省会长沙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就此事展开了激烈辩论。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选择其中的15篇文章，加上自己的评论《我的意见》一起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编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第七卷第六号），这组文章反响甚大，影响深远。后人甚至认为此文标志着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而参与其中的穆藕初、朱执信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朱执信（1885－1920）是孙中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