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清初理学与西学的接触及西学对理学的影响

清初,无论民间理学家还是官方御用的理学家,都同西学有过接触,并都不同程度地对西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总体上看,西学使传统理学开拓了视野,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完善了理论的研究和表述的方法,在理学日益世俗化、经世化的道路上,西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其理学经世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洋务运动发生的思想背景。清朝道光年间,曾经为“康乾盛世”起过点缀粉饰作用而盛行一时的乾嘉汉学,一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国计民生的治学之道,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     

论湘学及其学术谱系

作为湖南区域学术的概括,"湘学"一词最早在19世纪末出现,至20世纪20年代,湘学已经成为湖南区域学术的专称。湘学经历了楚南之学、湖湘学派、船山之学、晚清经世理学等发展形态,形成了学术传承及其形态,即所谓学术谱系。到清末民初,注入了近代科学的因素,由此而转型为近代湘学。湘学是湖南区域学术,是湖湘文化的内核,也是湖南精神的理论表现形式。     

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学术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从学术层面上说,这股实学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思理学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一种批判。针对理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一致强调学以经世的为学宗旨;针对理学无根游谈、空疏不实的弊端,他们在为学方法上倡导征实之学。这些共同体现出实学"崇实黜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复为先导,且以礼学成就为最著.在清初诸大儒兴复礼学的努力下,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乾嘉以降,蔚为大观.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故而,对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学主张加以梳理分析,有裨于厘清有清一代礼学思想演进的趋势.     

罗泽南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曾国藩比较

从罗泽南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来看,罗氏学术思想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二点:一是义理经世,二是辨学卫道。其中,前者为罗、曾之学的共同之处。罗、曾之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罗泽南主张通过学术论辨来维护孔孟程朱之道,而曾国藩主张在维护程朱理学宗主地位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派的可取之处。     

礼仪与民族化--论退溪以后礼的民族化进程

礼是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和法则,是各个时期政府制定典章制度的根据.宋明理学家重礼并开创礼学的新时代,朱熹是其代表人物.退溪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家,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而逐渐韩民族化,也即创新的过程,其基点是"缘人情"而制礼.退溪与栗谷被后人称为性理学的"双璧".其礼学思想是以持身明理为要旨,事亲要孝,丧制当依文公家礼,祭礼以尽诚敬之情.栗谷门人金长生、金集父子对礼作了精深研究,使礼的韩民族化进程趋于完善,而礼义经世说是其思想特色,形成了李朝性理学的礼学派.礼学派实是性理学的践履派、实用派,其思想特点是民族性、创造性、时代性、仁情性,体现了退溪以后礼学家对于礼的解释学特点.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近代理学经世思想刍议

近代理学经世思想刍议李文义本文所讲的理学经世思想泛指以儒家基本义理尤以理学为指导，并着重强调儒家的工具理性，以之作为经邦济世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义理与功利并举。持这种思想的文人群体我们可称之为理学经世派。理学经世派道光年间就已出现，当...     

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     

论道光朝经世思潮的不同流派

道光朝的“经世”思潮,是清代学术潮流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是,“经世”只能说明一种学术趋向,即治学要有用于社会实际。而说明不了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即采用何种学术来治理社会的问题。所以,道光朝经世思潮的内容不可能是一致的,而是存在两个流派——以唐鉴、曾国藩为代表,打着“守道救时”旗号的理学流派和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打着“借经言政”旗号的今文经学流派——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世途径。 (一) 清嘉道间,统治者视此伏彼起的所谓“犯上作乱”是“奸民”以及社会风俗日趋“好利”所致,而“好利”则是“不学”的结果,于是,他们要“昌明正学”,开始重视辨明“义利”的宋学,一些理学家们纷纷重整旗鼓,力图复兴理学,辨明义利。如唐鉴明确地指出了复兴理学的重要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