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村庄共同体视域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的合法性分析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倡导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另一方面以计划协调为主导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却备受推崇,而且被公认为最佳的组织形式,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演进的方向。文章从内嵌村庄文化规则的村庄共同体角度解渎合作社一体化模式,认为该模式获得了村庄场域中的身份合法性、制度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效地实现了合作社、公司和农民三大利益主体的有机整合,获得了村庄共同体内的合法性。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信任、规范与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测量——以江西S县隆信渔业合作社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俱乐部型的组织,能为其社员提供个人无法享用的排他性公共物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又深深嵌入当地的社会资本中.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然而正式规范的有效实施要求合作社必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特别是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演变中形成了一种“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它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能够发起合作行为并建立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从身份到股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共同体困境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正在经历向股份化方向的改革,这与过往模糊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对明确个人的财产权给予了合法性依据,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但却忽视了其中福利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渡阶段,我们观察到集体经济的责任目标从过去为村民提供社区福利转变成减少公共支出、维护股民利益,导致社区出现公共服务空白的治理难题。通过提出“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变化—福利权困境”的解释框架,认为村庄在改革过程中从原社会共同体里分化出新经济共同体,两者目标不一致导致福利权缺失。中国集体产权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凸显个体化扩张的经济权(私有产权)与注重社群化发展的福利权(公共产权)之间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共同体困境”,应该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形成成员分化,从而保持集体成员利益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根源——基于S镇T村的调查

已有的形式主义研究理论成果，对解释和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待深入，一个主要的被忽视的因素是乡村治理的乡土性。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常规性“小事”被忽视、名实分离的乡村自组织功能失效、利益化的临时性小团体凸显、政策选择性执行等形式主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压力型体制、官僚化、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外，村级组织行政化、村庄结构混乱和农民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形塑的策略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要治理乡村中的形式主义，必须以根治策略主义为指向，净化乡村的政治生态。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转型期中国农村村委会政治合法性论析——以江苏为分析案例

农村村委会合法性现状预示着当前农村政治体系存在着合法性风险.其原因在于:村委会满足农民"利益性"方面的要求能力不足,村委会成员在村庄治理中行为欠规范带来的村民心理上的排斥,村庄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导致对村委会动员能力的制约,村庄外环境影响所带来的认知系统的改变.为了将这种合法性危险控制在最小程度,村委会要以农民为主体去构建合法性的逻辑起点,增强自身的绩效推进功能,尊重乡村社会的现有价值认同,推进乡村中介组织的建立,发挥其"安全阀"的作用.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新思考与新探索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统分结合”的理性回归，既需要认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层面存在的必要性，也需要从理论上阐明实行“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实质，并基于此理论联系实际思考“谁能统”、“如何统”等实践中亟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统”必须符合“两个坚持”的要求，即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坚持农户的家庭承包制，合作社则是符合新型“统”的要求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合作社应当如何建？实践中的塘约模式、南猛模式与小岗模式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塘约村的探索是“村社合一”，南猛村的探索则是集体入股合作社，而小岗村正在进行村民小组创办合作社的试点。本文从制度结构、主体关系和利益机制三个方面，基于三者的探索进行思考和比较。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