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盈利：路径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51家商业银行2011—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技术溢出效应、市场竞争效应、风险缓释效应三个维度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区分不同金融监管力度,分析三种效应发挥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对于股份制银行、城商农商行而言,金融科技发展对其盈利水平的影响表现为“U”型关系,对于国有银行而言,随着金融科技发展程度的提高,国有银行盈利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同时发现金融科技主要通过风险缓释效应影响股份制银行、城商农商行盈利水平,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影响国有银行盈利水平;而且在金融监管加强之前,发挥作用的主要为市场竞争效应和风险缓释效应,金融监管加强之后,技术溢出效应和风险缓释效应占主导。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测度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探讨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对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7家商业银行2007—2016年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净利差收窄构成了商业银行盈利的严重利空因素,商业银行自身指标对盈利的影响程度不一,银行业垄断经营不利于盈利能力的提高,大型商业银行较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能力更强。商业银行应加快盈利模式的转型,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拓宽非利息收入的渠道,通过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金融科技布局提高客户黏性,通过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全面风险管理增强盈利能力。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拓展中间业务

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粘合剂，其业务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资产负债业务的数量和质量。同时，随着银行业务多样化、金融产品多元化、盈利结构综合化的发展，中间业务的收益已成为商业银行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发达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在商业银行发展史上，中间业务已有160多年的历史。70年代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以及客户对新金融产品需求的增加等原因，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随着金融竞争的日趋激烈，资本证券化迅速发展，以及“巴塞尔协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股权变动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农村信用社股权改革步入关键阶段,股权结构对农村信用社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日益深入,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农村信用社社会绩效优劣的主要契入点。研究发现:国有法人和银行法人持股比例越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度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前十大股东的银行股份占比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效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郝芬达尔指数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承受度有负向影响,对普惠金融效用度有正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市场的不足，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国家应当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化的产业政策，加快科技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监管部门应当在提高数字金融风险甄别和防控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监管政策，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下有序健康发展。最后，科技型企业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性借贷关系，让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内部竞争压力还是外部竞争冲击?——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动因研究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扩大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以2011—2020年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了以勒纳指数计算的内部竞争压力与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计算的外部竞争冲击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竞争压力与外部竞争冲击均会显著促使商业银行采取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内部竞争压力的作用更明显；对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外部竞争冲击的作用更明显。客户依存度高或盈利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受到外部竞争冲击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地银行收入结构越趋于多样化、科技董事占比越高，银行越会采取数字化转型策略。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商业银行审慎对待内、外部压力，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转型战略，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有效引导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

在对我国31个省市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泰尔指数测算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实证比较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到区域层面,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各地区的减贫效应正好相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存在对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但是二者的门槛值不同,且对于两门槛值的减贫效应也存在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使其获得创业资金,还可以通过推广电子支付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能力,进而促进其创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户主年龄、人力资本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的不同具有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