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基因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很强烈的国家。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影响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消解着我们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种努力,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注重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解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新时代党对自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新认识。党领导人民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实现的,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党的文化使命。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共产党人的“心学”既有对传统心学的改造和转化,更有对传统心学的创新和发展,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是对德治和法治紧密结合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表达,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奠立在深厚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蕴含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是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发展之源,“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涵养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发展。     

中国传统公共精神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传统公共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建设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公共精神是以“公”为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为根基，以保障人民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公共精神的七大精髓，即天下为公——场域的公共性、民为邦本——价值的指向性、为政以德——行为的约束性、道法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法治精神——制度的保障性、革故鼎新——内涵的时代性和天下大同——未来的完美性之间存在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传统公共精神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民性的发展观、服务型政府、生态文明、全面依法治国、创新型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及其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不断挖掘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品格和治理智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后现代视野中法的概念重建

法的概念解读有三个基本维度,即价值、制度与谱系。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推动了法的概念重建。在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的观念中;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获得全方位生长。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法的概念重建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是关于世界“和合”生存发展的理论、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知识系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和全部历程，包含世界“多样性统一”和“冲突与融合”基本存在方式，以及系统构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理念的形成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时代使命和杰出人物等深层原因。“和合”理念无论对新时代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创造了继承和创新“和合”理念的成功经验。     

论中医药文化标识及其法律保护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领域之一。当前，我国尚缺乏统一的中医药文化标识，使得“仁、和、精、诚”等中医药文化价值理念难以有效表达、传播。我国亟须在制定全国性的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或是设立专门条款规定中医药文化标识并规范使用的基础上，探讨建立健全中医药文化标识相关法律制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可以适时制定《中医药文化标识使用办法》,为中医药文化标识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宏观层面的指导作用和微观层面的具体规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探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集中体现在“民惟邦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治国理政总体方略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正己正人”廉政文化与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和合共生”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以及我国更好的国际形象树立具有重要价值。     

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先进文化的构建

中华传统文化有许多精髓,它在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今构建先进文化的历史关键时期,完全可以和应该作为构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大一统思想推崇国家的统一和兴盛,民众可以在统一的局面下更好的生产和生活;和为贵思想主张和睦、和谐,内部的团结,相互之间的和平相处;自强不息思想认为要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源泉。此外,守信、尊师、重教、敬老等等也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必须努力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之成为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探析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道德观念。在时代变迁中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新内涵,能更好地融入家庭生活、服务社会实践。新时代要始终以习近平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导,结合时代语境和现实需求,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同时借助文化创意活动对优秀传统家风文化进行时尚化重构和生活化传承,并应用现代新兴科技为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塑形赋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百姓生活实践层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用生动鲜活、灵活多样的方式展现我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魅力,提高其现代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彰显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民为本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民本"观念是中华传统行政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以民为本,是本届政府在政府管理思想方面的鲜明特征,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当具备民主、责任、无私、效益、法治、透明等六大要素.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塑造"权为民所用"的政府服务理念,强化"为市场服务"的政府角色定位,构建"顾客导向"型的政府行为模式,探索"以绩效为主"的政府评估机制.     

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本观、人类命运观以及辩证法思想等方面有着天然的文化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为二者的紧密结合创造了前提条件。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牢固树立正确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共同富裕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沃土和思想根基。共同富裕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底色。本文从“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天道均平”的分配正义、“民为邦本”的发展理念、“博施众利”的价值取向、“德法共治”的治理方式五个维度，论述了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的实践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这是继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新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使命的清醒认识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规律性把握，内蕴深刻的认识论、方法论思想，具有独特的实践价值。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创新理论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革命性品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贯通；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自信思想基础，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赖以立足的实践场域；在深化践行“双创”思想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乡愁”文化与新型城镇化

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中国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如果中华民族丧失了传统文化、失落了“乡愁”,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与“人、社会、自然”的生态和谐。新型城镇化之“新”、生态之“和谐”,应体现在其“人文内核”上,就是让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文脉”,才能实现“诗意的栖居”。文章从理论上,论述了“乡愁”文化的产生和界定,提出“乡愁”文化的概念,并从其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比较和探讨了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联系,就此论述了在新型城镇化中留住“乡愁”文化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途径。     

传统廉政文化与当代检察官廉洁建设的关联

促进检察官廉洁建设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廉政文化博大精深,其为官尚廉、廉洁从政、为官以德的价值标准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诸多学派的知识贡献紧密相连。当代检察官廉洁建设,应当合理继承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升华墨家思想精华,采儒家道德规范形式,从思想层面深化民主理念;以现代权利监督为核心,采法家制度规范形式,从制度层面加强民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