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合作主义视角的非公企业职工参与探析——以浙江慈溪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个案

新合作主义是当代欧美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式;它对我国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及其劳资关系处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从新合作主义视角来看,基于浙江慈溪集体协商工资的个案经验,当前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呈现一种合作参与;而具有合作参与的形成动力、具体表现和合作模式也体现着若干缺陷,这需要从政府行为协调化、职工参与权利规范化、工会自治能力优化,以及促进社会组织介入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府际管理:兴起及其内容

府际管理是以合作主义为基础的政府间关系新模型,是当前行政改革和政府再造的重要产物。政府间关系的管理,经历了以重视制度和结构、相互制约与均衡为特征的“联邦主义”、以科层参与、互动博弈为特征的“府际关系”、以解决争端、协商对话、网络参与为特征的“府际管理”三个阶段。府际管理作为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思维,其主要框架有六方面: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小社区、跨邻里的大都市地区治理结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府际管理的兴起,对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介入集体协商的边界和方式——以比例原则为分析工具对权力行使模式的透视

由于现行集体协商在平衡劳资关系、促进劳资自治等方面存在制度缺陷,集体合同的双向约束差强人意,导致频发的群体性劳资事件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在维稳与维权之间左支右绌。比例原则不仅对地方政府介入劳资事件、促进集体协商的边界和方式提供了有力指引,对尊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帮助极大,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治理水平。     

中国特色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新视点

不期而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为节省劳动力成本而"裁员减薪"的冲动,从而侵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可能引发劳资冲突的社会风险.沃尔玛的"架构优化"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不主张劳资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是双方之间的协商合作.实践证明,这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政府干预,以及工会充分发挥集体协商的功能.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助推型地方立法

国家治理是从国家管理转变而来的,前者更多地注重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协商合作。但是,只要存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对立,就存在国家治理与公民自治的张力,因此,国家治理的具体方式应该能使国家治理与公民自治保持平衡,即国家能通过积极干预实现整体的善业,又能为公民自治留下空间。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地方立法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在自上而下主导型立法、自下而上自发型立法和助推型立法这三种模式中,只有助推型立法符合这一要求,所以,地方立法应该采取助推型立法模式,这才是国家治理的最佳方式。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综述

以往社区自治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社区自治存在有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三种治理模式;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是相互支持、合作协商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是社区自治的关键等。     

失衡与治理：政府主导协同创新中知识产权利益分配问题研究

新型举国体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协同创新包括政府资助模式以及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研发模式。在由科研成果归属管制到知识产权利益分配自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利益规制边界并不清晰，“有约依约，无约共有”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自治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不足。基于软家长主义视角，可以通过敦促方式进一步引导协同创新中知识产权利益的理性分配。在遵循成果利用最大化、弱势缔约方利益保障以及成本收益原则基础上，依据资金来源以及知识产权价值增加等贡献标准，采用范本形式对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场景类型化，进一步提升协同创新中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合理性。     

美国共和党的合作主义政策及启示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实行以自愿的方式与大企业合作，这种自愿的合作主义政策，解决了部分失业和贫困问题，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繁荣。但也加剧了垄断和投机盛行，法制松弛，背离了平民主义的传统，导致了贫富悬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使繁荣最终以大萧条结束。后来，罗斯福政府通过“新政”，实行严刑峻法，重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共和党的这种自愿合作主义变成了强制合作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冲突解决路径中政府作用的历史分析

劳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中国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发挥国家自主性与确立和维护权利相对平等、力量相对平衡的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集体谈判、三方协商、共同参与和利润分享等调整劳资利益、缓和劳资矛盾、实行劳资合作的具体机制,使劳资冲突总体呈下降趋势,劳资关系发生了由激烈对抗到趋向合作的演变。西方国家政府在调节劳资关系、缓和劳资冲突上的很多做法是极为有效的,可以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提供一些借鉴或启示。     

论我国破产程序的启动机制

破产程序的启动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程序契机。在世界破产法发展史上，这种程序契机存在自治主义和官治主义两种模式。自治主义类似于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主义，其基本涵义是指破产程序的启动归因于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法院及其他国家机关一般不予干涉。官治主义类似于诉讼程序中的法院职权主义，其基本涵义是破产程序的启动依赖于法院的职权作用而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现代各国破产法往往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不再偏执一端。我国破产法顺应世界立法潮流，实行受理开始主义，将破产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行为与程序控…     

回归自治：村民自治的新发展与新问题

随着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以行政村为单元实施村民自治的通行做法陷入了日渐明显的困境，表现为行政村规模普遍较大，自治困难；行政村村委会行政色彩浓厚，自治能力弱；行政村层面自治，村民认同感不强，自治效果不佳等。对此，近年来一些地方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作了将村民自治重心下沉的探索和实践，影响较大的有广东清远市的自然村自治模式、湖北秭归县的村落自治模式、广西河池市的屯级党群共治模式、广西贵港市的“一组两会”模式、广西融水县的“五会屯治”模式等五种模式，使村民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对村民自治由制度到实践、由悬空到落地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无论是清远模式还是其他四种模式，都引发了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地方实践部门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以推进这一改革的发展。     

劳动法典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

体系型法典是最高级的立法形式，应当成为劳动法典的奋斗目标。劳动法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一个法律领域，劳动分工带来了大量同质化的劳动关系，为大规模劳动立法构筑了社会基础，数字经济的兴起又带来了以平台用工和远程工作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关系类型。观察中外历史，劳动立法一直秉承着平衡理念，即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劳资自治”与公权力“他治”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此价值理念决定了劳动法典的建构基础，也使适度体系型法典模式成为可能。以历史逻辑为鉴，我国应当在理论逻辑中区分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上的劳动私法关系和建立在公共利益上的劳动公法关系，以各自完备的价值理念实现规范的整合，同时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分别编入归属于公私法律部门的劳动法典条文。新就业形态难以进入传统劳动关系，因此可独立成章，形成规范传统劳动关系的“大劳动法典”之外的“小劳动法典”。     

现代中国大学依附政府发展模式的归因与建构——基于依附发展的视角

现代中国大学与政府是一种依附关系,即大学在主体意识上依附国家意志,在主体性格上依附国家权力,在主体能力上依附政府职能。大学既想依附于政府,又希望摆脱政府的过度控制,而谋求自治。中国大学未来发展模式应是以政府为主导、以高校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为依托的合作共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协商合作: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之路——以成都市S辖区为例

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虽然"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加强,但又不具备两强的条件,"政府与社会协商合作"模式更具有可行性与现实性。本文研究的个案辖区通过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政府工作进社区的多元形式与社区议事会等多种方式探索了一条城市社区协商合作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协商合作社区建设模式的途径。     

从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1923—1931）

为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顺应国际退还庚款的趋势，于1923年3月推动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经与中国政府协商、换文，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资助中日文化交流，补助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等“东方文化事业”。无论中国政府、文化教育界，还是留日学生，对此均抱有期待，尝试中日文化“合作”。如中日签订《汪—出渊协定》，文化教育界提出“合作”建议，留日学生乐观地认为“反日运动”将从此消失。但是，随着“东方文化事业”的开启，他们发现所谓退还庚款不过是日本政府虚晃一枪，而“东方文化事业”不过是日本侵华扩张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是从“合作”转向对抗，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又增加了一层文化对抗的因素。     

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新工人:集体行动与权利意识

2008年以来党和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劳动保护立法,旨在改善劳动者的权益、约束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矛盾,但是劳动保护立法的推进并没有改善工业领域中的紧张关系,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劳动保护立法的悖论必须放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劳动保护立法只能采取适度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的方式来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将工人的政治权利整体性地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主体构建劳工治理体制,然而此种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联盟的影响,难以切实起到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效果,但是它刺激了工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工业生产领域之中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