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论吴汝纶与森槐南的交游兼及桐城诗在日本的传衍

晚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时，与日本文人多有交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治汉诗人森槐南。通过史料爬梳，可以考察二人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诗文交游的具体过程。在一来一往的诗歌唱和和互相品评中，森槐南在吴汝纶的影响下，一改之前所崇尚的空灵诗风转而学习屈强撑挺的桐城诗学，在诗学取向上发生了明显转变。二人的交往不仅是文人风雅，也可作为桐城派海外传播的重要一环。     

吴汝纶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贡献

吴汝纶(一八四○一一九○三)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自幼聪颖,刻苦求学,早著功名,二十岁中举,二十一岁成进士,接着被委任为清朝的内阁中书。后来历任深、冀等州知州,又曾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一度充当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在晚年不愿宦海浮沉,厌恶官场的角逐,而专心致志地从事桐城派古文的写作,成为桐城派后期的大师;大力提倡西学,主张仿照西制创办学校,革新教育,并亲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创办了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为发展我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吴汝纶一向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活动由来已久。他任深州、冀州的地方官时就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莲池书院与晚清直隶文化

坐落在古城保定的莲池书院,是清代直隶省的省会书院和最高学府。晚清时期,张裕钊、吴汝纶曾先后担任院长,他们传播和发展桐城派古文,接收外国留学生,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书写了直隶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郭延礼在曾国藩谢世后，作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继承乃师曾国藩在桐城派中所开创的“中兴”局面，在散文创作和理论方面均有各自的成就和贡献，是桐城派后期①很有影响的人物。曾门四弟子，就年龄而论以张裕钊（...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论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是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风土名物以及"新"事物、"新"现象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局面。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大致经历了生硬扯入新名词洋典故、驳杂掺入西学、有机融入西学等三个阶段。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兴起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内部因素,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等外部因素来考虑。     

评《晚清淮系集团研究》

评《晚清淮系集团研究》徐凤晨陆方、李之渤两位同志所著《晚清淮系集团研究》一书，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２０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它的出版，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淮军、淮将以及李鸿章的研究。读这本书，使人感到具有下面一些特点：第一，整体研究...     

晚清清军马队营制的演变

晚清以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均发生剧烈且深刻的变化。清政权的军队亦出现新的变化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制军队八旗、绿营渐至衰败,代之以湘、淮军等勇营继起。晚清清军马队营制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是湘、淮军的勇营制代替了八旗、绿营的马队营制;第二次是由传统马队向近代化的骑兵方向过渡。     

略论吴汝纶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态度

吴汝纶是晚清时期一位著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物、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积极探求西学,介绍西学,被时人誉为"东方第一人".在探讨西学的过程中,他关注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倡导引进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主张兴办近代农业教育,堪称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就吴氏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态度进行了简略的评述.     

"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兴学从教是桐城文派的独特文化符号。桐城文人流连书院,亲和学堂,在晚清文化教育转型初期,贡献卓著。但新学兴起后的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桐城家法与之格格不入;古文传授发生质变,古文失落不可避免。桐城派虽有"新"热情,但只具"旧"本领,因此,最终退居文化边缘。     

湘、淮军与区域文化

湘军与淮军是晚清劲旅,存在着继承的渊源关系,在营制等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作为区域色彩很浓的地方武装,必然受其区域文化的濡染而各具特色并产生异同。湘、淮军是湖湘文化和安徽文化（徽文化与皖文化）的产物,因不同区域文化的内涵与精神而形成其不同的特质,且影响区域文化的发展和走向。     

论《纽约时报》对晚清中国形象的建构

《纽约时报》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全面呈现了晚清中国社会的情况,并为读者建构了一个"落后"、"觉醒"的晚清中国形象。"落后"中国体现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衰败和文化落后等方面;"觉醒"中国体现历史悠久及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初步进展等方面。《纽约时报》的晚清中国形象建构信守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充满理性、人道的新闻精神,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中国观"的形成。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