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

中国的五服制圈层结构与各种地方政治实体地理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似可用"直接行政区"和"间接行政区"的概念来指称,历史上的府郡州县等经制区域,都属于直接行政区范畴,而诸侯国、羁縻府州、土司、藩属国等自治区域,则属于间接行政区或统治区范畴,为中央王朝(宗主国)的圈层结构式版图所及。圈层结构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方式,是适应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经历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皇皇巨著 嘉惠学林——《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读后

先秦史专家王晖及其团队于2022年10月在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详尽搜集整理了关中地区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与金文资料,兼及周王朝宗法宗庙制度、礼仪与政治制度、军事教育文化、周原金文与族属、周王朝与内外服关系、外服制诸侯方国金文等六个问题的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论证鞭辟入里,充分发挥金文资料在证史、补史、纠史方面的最大功用和史料价值,可谓藉助金文资料探索西周王畿地区历史文化的助推器。     

石介《中国论》的文学书写与文化意蕴

《中国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以“中国”题名的一篇“奇文”，所论之“中国”指涉到地理意义、文明意义、民族意义三个层面。石介首先指出中国“居中”位置的特殊性，以人文的、政治的空间构想重塑“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的核心地位。再次石介明确将地理空间和伦理道德、社会纲常结合起来，宣扬天常、地理与人道的对应关系，高扬中国文明的优越性，体现出决绝的“夷夏分立”的民族观。最后石介一针见血攻驳佛、老，表现出对儒家正统纲常秩序与本土文化观念的固守。《中国论》通过文字书写传达出内忧外患国势下宋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以思想认同的途径旨在确立和维系宋代政治统治的正统性和文明思想的合法性，从而宣扬出宋代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近代英法社会契约论递嬗探析

近代英法的社会契约论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三位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在“自然状态说”、“理性”基础和实践意义方面有着极大的联系和相似，同时由于三位思想家的主客观条件不同，他们的社会契约论也有很大的区别，分别从属于三个不同的流派：君权至上说、君主立宪说和民主共和说。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代英法社会契约论有着清晰的承继脉络和发展的轨迹     

西周春秋时期的国野制与部族国家形态

<正> 依照晚出的《周礼》一书的描述,周代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一般划分为内外两大政治区域,分别称为国和野。“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表明:区别国野,分而治之,与建造王都、设置官职一样,都是天子实施其政治统治的基础。对照《左传》等其他文献来看,《周礼》所言国、野的基本骨架是可信的。西周春秋时代,无论周王畿还是诸侯封国,都普遍存在着国、野两大政治区域。划分国野、以国治野,这就是周代国野制的历史内容。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中国成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地理条件探析

中国成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条件。中国地处北温带的“文明走廊”，是世界上少有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面积地域之一。中国有自成一体的地理结构，因此尽管历史上时有短暂的分裂，最后都复归统一。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作屏障，在这相对隔绝的地理空间里，中华民族创造了上下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地处“季风亚洲”中心地带的中国在近代经过了凤凰涅檠式的浴火重生，注定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

南京在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她所处的经济重心区位置及其厚重的历史影响力,使她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她是近代史的开局之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起自南京;她是百川汇流的历史漩涡,为近代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展示自己力量的理想场所;她是中华民国的肇基之地,南京建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她充当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媒介和社会整合的工具。     

试析中国近代的“官利制”

“官利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近代企业兴起的初始阶段，它对近代企业吸收资本使之得以创办和经营不无启鼎之功。但“官利制”与近代企业精神和原则格格不入，它扭曲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严重阻抑、拖曳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举步维艰的致命内伤之一。因此，“官利制”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有利有弊，从总体看则是利微弊多，弊大于利     

论王畿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

唐宋派中的王慎中提出以唐宋古人为法则，与王畿对其讲解阳明学有直接的关系；唐顺之 受王畿的传示，其文学思想受王畿的影响甚大：其天机自然论中王畿良知说的影子清晰可寻 ，其“洗涤心源”、“直摅胸臆”的思想也与王畿强调自性的学术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关东文化

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关东文化王启忠所谓“关东”，在辞书上解释泛指一般关隘以东地区。具体有三说，一是汉唐等定都在今陕西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以西为“关西”，有“关西将，关东相”、“关西大汉”等说。这一称谓近代不太流行。二是近代以来人们称...     

《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

五服制是《禹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可以看出《禹贡》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它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与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具有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对等性等特征。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地缘政治学发展沿革初见

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地缘政治学说从１９世纪末至本世纪４０年代（二战前）盛极一时，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里却被人们封存入册，因为地缘政治曾与德日法西斯的侵略行为纠缠在一起———在人们心目中，地缘政治是替侵略战争辩护的“伪科学”。地缘政治在我国学术界少有人研究，原因亦然。随着世界政治格局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波黑战争、北约东扩等一连串国际大事件发生后，地缘政治由沉寂变得“火爆”起来，成为各国政府要员讲话和报刊杂志频频出现的时髦字眼，政治家、战略家以至社会公众对地缘政治的深切…     

民国史地教科书中的澳门叙述——以中学教材为主

民国时期澳门在国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时人有哪些关于澳门的历史记忆，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应当是讨论这些问题比较好的出发点。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明末澳门被葡萄牙人入据不仅是新航路开辟以来中西正式接触之始，也是中国有租借地之始；就地理教科书而言，在现代领土主权观念已经有所流行的民国，澳门的“租借地”性质承载着国人对现实地理的想象和对屈辱历史的反思。二者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呈现澳门对近代中国的意义。     

从杭州故居看司徒雷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在近代中美人民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曾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司徒雷登杭州故居，将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从另一角度探讨司徒雷登对近代中美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他对中关关系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他与杭州的关系，传教与办学，以及通过“名人外交”以影响中国政治格局。     

字文泰实行六官制的目的新论

史学界通说认为宇文泰实行六官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标榜神州文化正统。但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这并不是其根本目的。宇文泰创行六官制是在西魏、东魏、萧梁三方鼎立而西魏处于劣势,迫切需要位尊望重的大将支持,同时又要满足他们权力要求的情况下,西魏政权追求自身内部政治平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