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

抗战期间流行的“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战时新闻学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战时新闻政策反过来又为战时新闻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政治导向。随着战争的进程，国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开始复苏，由战争初期的“服从统制”到积极进行反统制的斗争。这种阶段性流变的特点必然反映到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来。这一变化趋势，与整个大后方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革命与修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语言说

与现有解释不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火燎原）作为防微杜渐的自警话语，其负面语义曾长期是社会层面的主要内容。该词主流语义由负面到正面的转变以1930年毛泽东对其运用最为关键，但在当时效果并不明显。这种转变更多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对自身革命意义反复确认的影响。尽管该词的负面意义一直是运用主流，但近代国人对该词中抗争、砥砺等积极因素的突出却越发瞩目。而且，先于毛泽东，国民党早在国共分裂之初就不断以此说法敌视和污名中共革命。这两点或许可以拓宽理解毛泽东提出该话语的某种思路。其一经毛泽东提出，便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命题，旗帜鲜明，并最终得以实现。这提示我们，通过对革命话语做社会化透视，可以丰富革命认知的图景。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及其对新时代的价值启示

“赶考”精神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持续追问，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观察中，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史观照中，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突出共产党人应然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它既有着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也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它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永葆初心的斗争状态，也展现为新时代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通过探究“赶考”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衍化，厘清其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地位，聚焦百年大党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艰辛跋涉、执政为民的历史态度。我们既要有矢志不渝、崇高远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也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自觉。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所处的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发展奇迹的精神支撑，更是深刻体现出伟大民族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年“延安窑洞之问”的持续回应，也展现了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伟大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后真相时代受众传播行为的异化归因与破解趋向——从“网络围观”到“过度解读”现象研究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与纵深发展，后真相时代的社会舆论场不断上演众声喧哗和剧情反转的新闻大戏，受众传播行为也逐渐从“网络围观”演化为“过度解读”,甚至形成一种大范围、规模化的社会现象。受众心理、新兴媒体、社会不良环境是制造与滋生异化行为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导致个体危机、媒介危机与社会文化危机。基于此，以受众自我规训搭配媒介素养教育；以坚守媒介伦理和新闻价值重构媒体威信；以政府防治为主，各界积极参与为辅的社会环境优化策略，此三者形成“三维一体”的战略体系，统筹共建，相辅相成，才是固本开新、去妄存真的破解之道。     

抗战时期宋美龄与“新运妇指会”

抗战时期,在宋美龄直接领导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成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为领导和团结妇女从事新运工作,宋美龄参与“新运妇指会”一系列的公开活动,直接领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工作,并动员政要夫人和海外华侨妇女从事妇女工作.宋美龄并通过报纸、期刊杂志、电台、发表演说等方式,动员和宣传中国妇女参加抗战事业,向国际、国内宣扬战时妇女工作.宋美龄领导战时妇女工作亲历亲为、团结各党各派,其相对开明的做法,使“新运妇指会”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奠定了“新运妇指会”在战时的成就.     

官与民:对《中央日报》《大公报》七七社论的文本分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国内舆论相对一致。本文通过对《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38年至1939年的七七社论文本进行较细致的考察,并检索和比较该两种报刊中某些关键词的频率,乃至对于政府、领袖、军事、抗战建国等概念的不同提法和态度。分析在当时的抗战大势下,代表官方的《中央日报》与代表民间的《大公报》之异同。进而指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七七”社论并不重复诠释注解其党魁的“七七”文告,导致蒋介石也对《中央日报》颇为不满。     

国民党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转变

国民党政府初建时期，采取了计划经济政策，实行经济改革，以巩固新政权，抗战开始时，其经济政策转变为战时经济政策，以适应战时之需要。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战时统治经济的不断垄断，官僚资本不断扩张，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崩溃。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研究

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行业萎缩，规模缩小，甚至出现停产的现象。但同时部分手工业行业因适应战时需要得到迅速发展，并呈扩大趋势。手工业生产采用家庭经营、手工业小组和合作社、个体经营等模式。手工业收入占到农家经济的30％，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能力。     

论姚雪垠抗战前夜的思想和小说创作

一被茅盾先生称为“抗战时崛起之文坛健者”的姚雪垠,在抗战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文学活动始于三十年代初期,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已渐趋成熟,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则大盛。如果以七七事变为分界线,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此前后的思想状况和创作面貌是有变化的,这固然是时代潮流使然,但也不应忽视作家独具的主观条件以及对社会生活现实个性化的把握方式的衍变。然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作家七七事变后的文学活动,而对他抗战前夜的思想和创作有所忽略,这显然不利于全面正确地评价作家的创作业绩。我们认为,探讨作家抗战前夜的思想和小说创作,揭示其发展衍变的轨迹及其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这是一项应该补上的课题,本文拟从这个方面进行评述。     

革命与否——兼谈鲁迅与胡适对革命的态度

引子 久远的不说．只说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好像100年都是在“闹革命”——闹政治上的革命，闹经济上的革命；即使是上世纪后20余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无疑也不能不算是一场革命。因此，今天已经富起来，其中包括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些人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这当然是理由。今后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自然是由人们自己来抉择。但如果我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就要连上个世纪乃至更久远的革命也一概反对，似乎不能算是理性的态度。     

抗战初期中苏易货借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率先为中国提供易货借款,支持中国反抗日寇侵略的正义战争。本文考察三次易货借款发生的时代背景、款项的支用情形及中国政府的偿债安排与努力,认为:苏联提供的易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弥足珍贵;中国抗战之初外交困顿局面的改观以及战时国际强国地位的逐渐取得,借款功不可没。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冯玉祥和蒋介石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有过密切合作,甚或还“义结金兰”。由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不同,交往中有分歧,也有矛盾冲突。抗战爆发后,冯、蒋又一度合作。但蒋对冯的坚决抗日的态度进行多方排斥和打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对国人实行法西斯专政。现实使冯逐渐认清了蒋的本质,最后与之彻底决裂。冯玉祥迎着曙光走向新生的中国,名留青史;而蒋介石却被人民革命的巨浪抛向大海。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微时代”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探究

“微时代”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是推动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与时俱进的现实之需，也是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容之要，更是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爱国奋斗精神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家国情怀的牵引下，将“爱国”同“奋斗”两个价值主题转化为奋斗报国的实践主题。高校必须把握“微时代”特点及当代大学生群体特征，秉承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理念，把握其方法论要义。从“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角度出发，分析当代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下的行为样态和“微时代”烙印特征，通过创作“微内容”、抢占“微阵地”、净化“微环境”、营造“微文化”，探索“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的有效路径。     

历史认识真理标准的三家十二说——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学案之二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历史认识检验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学者二般都肯定历史认识具有可检验性，因而也承认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但是，在历史真理观问题上，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出现了历史真理一致论、历史真理时代一现实符合论、历史真理“历史真实”符合论等不同于一般历史真理符合论的看法。在历史认识真理标准问题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的社会实践标准说、时代～现实标准说、在历史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等三家十二种代表性的观点。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认识检验问题研究，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也存在着不足甚至误区，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