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中诉讼时效的准确适用

诉讼时效的价值功能在于限制对债权人权利行使的期限,保障与债务人交易的不特定第三人债权信用。诉讼时效的这一价值功能,决定了诉讼时效的客体仅局限于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债权请求权,所有的物权请求权均不适用诉讼时效。《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诉讼时效的设置,破坏了"民法典总则贯穿于分则"的体系化逻辑,也与法律适用清晰化的要求相悖。鉴于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请求权,宜将诉讼时效规定在民法典债法总则部分。唯如此安排诉讼时效,才符合民法典编纂的体系化要求,确保司法审判中诉讼时效的准确适用。     

论我国诉讼时效的效力及客体

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为权利人请求法院强制保护其权利的消灭和义务人抗辩权的产生,请求法院强制保护的权利的消灭与抗辩权的产生在法律关系中是统一体。债的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已登记的不动产以及排除妨碍请求权和预防妨碍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未登记的不动产和动产应适用诉讼时效;人身权上的请求权不能作为诉讼时效客体。     

完善诉讼时效制度三论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完善。在诉讼时效的援用上,应摒弃职权主义而采用当事人主义;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设定上,应注重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延长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并重新调整适用短期诉讼时效的情形;在诉讼时效的客体上,应规定为请求权,并明确列举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类型。     

诉讼时效之于物权请求权之适用

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之基础在于,切断久远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财产能力和信用的评价之不利影响,维护现时的交易安全和社会之整体秩序。物权请求权之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以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之适用基础作为考察路径。依此,物权之"妨害除去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以及不动产和依法应为登记并已登记之动产之"返还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除此之外的物权请求权均得适用诉讼时效。我国物权法对此虽未明确规定,但在适用上应如此理解。     

冲突与协调：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

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是否应遵守相应的诉讼时效,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而且刑法与民法对时效的规定又存在重大差异,从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冲突。法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亦歧见纷纭。消解该冲突的法律建议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原则上适用民法上的诉讼时效,并且对其起算点作限制性解释,对其中止、中断作扩张性解释。     

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思考

诉讼时效为现代各法域所共有之私法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我国诉讼时效立法宜置于民法总论部分,适用客体应以难以证明的请求权为限。对于诉讼时效起算点和期间变动宜进一步具体化和细致化。     

禁止诉讼时效协议之检讨及规则构建——兼论诉讼时效领域中意思自治的边界

自21世纪初以来域外法对时效协议有逐渐放宽的趋势,法、德等国修法活动在反思公益性理由的基础上,允许当事人订立双向时效协议。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理念及规则设计等深受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影响,故现行法框架下公益性亦不构成禁止时效协议的理由,时效协议亦不违反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且具有独立规范意义。我国司法实务上的时效协议类型各异,既反映了交易实践中当事人对时效利益安排的多元化需求,也表明某些时效协议与现有规则可具兼容性。我国应原则上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并设置上限和下限的限制;对人身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应限制或禁止适用时效协议;对排除诉讼时效适用和中止、中断事由的约定,应认定无效。     

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解析

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所内含的剥夺权利性格,本质上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约束,也即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要求。目前立法与学界常以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为基准看待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其态度主要有绝对禁止主义、相对禁止主义与允许变动主义。在我国的特别法律环境下,相对禁止主义具有可采性。     

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援用

诉讼时效援用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主体能够援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抗辩。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诉讼时效的援用就有一条通行原则,那就是法院不能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方法。现在,这一原则已经为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对于诉讼时效援用问题的法律规定却不完善。文章通过分析诉讼时效制度援用的内涵,并且对比国内外相关规定,得出"诉讼时效制度只能由当事人援用,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其法理,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民法典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的立法构想

特别诉讼时效是诉讼时效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时效期间上.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特别诉讼时效期间之立法模式的基础上,采用尽量简易的立法技术对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精简性的规定,但该规定应当回应各种不同法律关系之要求.     

网络舆情: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的新症候

作为对现实中的社情民意的复制、重构与超越的网络舆情,作为由民生构成“主体”,民意与民主构成“两翼”的网络舆情,其瞬时到达、瞬间爆发的爆破力越来越触动着城市政府的公共安全神经,越来越幻化为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的新症侯.城市政府必须超越治理它的认识危机、“他者”化和“硬引导”等问题域,走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法论,即高度重视网络舆情,设置舆情“防火墙”,发挥“主场优势”,确保地方网络成为舆情引导的最短路径,建立“巧引导”范式,形成引导的“网上网下统一战线”,制度化标志性的长效机制等.     

统一战线的国际使命及其方针策略

本文探讨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提出完成国际使命所需要的方针策略。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本文从统一战线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必然要求和不断巩固和发展新世纪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强调要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开创新世纪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问题与调整

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流转税(关税、增值税)等方面.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合理的产业导向,加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外企避税提供了条件,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应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主体,在统一所得税法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调整税收优惠结构,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加强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协调.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     

论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的三维构成

国家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振兴发展的不竭动力。任何国家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都必须增强国家凝聚力。在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主要是由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合力,即中国共产党的聚合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聚合力是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坚强核心;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力是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是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试论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创造性地解决了统一战线的重 大理论和方针、政策上棘手的问题,扩大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 贡献。新时期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统战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现代化建设

党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是党自身发展的需求,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顺利实现的政治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现代化的灵魂.加强党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现代化素质;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坚持和健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