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作人对“苦涩”审美境界的追求

有人说煎药的时候,和着中药味读梁漱溟的书,效果会出奇好,因为梁先生的书中是会流淌出浓浓的中药味的。我们在品尝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时,恐怕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周氏的散文明显有着和中药一样的味道,那就是“苦涩”。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对“苦涩”的一种特殊喜好,他的散文有许多是以“苦”或“药”为题,诸如《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杂记》等等,甚至他的书房也命名曰:“苦雨斋”、“苦茶庵”。“苦     

论周作人后期文学价值观的变化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重构其"纯文学"的文学观,他的文学价值参照系由"五四"时代的以西方人道主义哲学思想为底蕴,转换为中国明末的文学运动,对文学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文学源流的追溯上,表明其在深层次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上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周作人三十年代文学观的更迭,使其文学价值观发生变更,其价值效应也发生变化,由此导致闲适派散文的兴起.     

论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儒家艺术精神的核心,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与儒家艺术精神具有渊源关系.早期杂文的感时忧国、闲适小品的人生忧思和抄书体散文的历史忧患贯穿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忧患意识也是周作人散文"浮躁凌厉"和"苦涩"特色的形成和转变的深层原因.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周作人的民间文化情怀——以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为中心

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论周作人对陶渊明现代性形象的凸显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和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传统的陶渊明观,其主流无不强调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而周作人首先要剥掉的就是这一层套子。周作人接受陶渊明时揭掉的第二层套子是"道学家方巾气"——一种假面的客套甚至虚伪,还原陶渊明本真自然的人的面貌。套子除掉之后,周作人所欣赏的陶渊明的现代性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出于自然的人情之常和清明的理性智慧,主要表现在父子情、男女情和生死情三个方面。周作人如此接受陶渊明的原因主要在于性情喜好的相似、非主流的叛逆性格的影响和新伦理道德建设的需要。     

周作人文艺思想的学理来源与主体整合

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西方人道主义文艺理论资源,大和民族的世俗文化和社会改良理想,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学理来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形成了独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提出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的文学"理论,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走出"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二元抉择作出了新的贡献。     

论周作人非正统儒家文艺观

周作人以"非正统儒家文艺观"作为其文艺理论的核心,并在此文艺观指导下,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真心、真人、真情的文艺思想。周作人倡导个体意识,主张表达个人完整的知、情、意,并形成了一种周作人传统,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二元对立的矛盾纠缠——论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艺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小品文由前期浮躁凌厉之巅向平和冲淡之谷转变,追求一种闲适蕴藉、"自我表现"的趣味之风;但透过其柔和的笔调,却又可以发现其散文貌似平淡实质蕴含"苦"和"涩"之味。由此,构成了其小品散文存在平淡与苦涩矛盾对立纠缠的二元风格。具体言之,"平和冲淡"不是周作人散文的唯一风貌,"凌厉苦涩"也不是周作人散文的仅有格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既"平和冲淡"又"凌厉苦涩"的,是由辐射性与内敛性这二元相结合的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对立又纠缠。周作人小品散文纠缠于二元之间的复杂风格,既让我们看到了其散文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颇受争议的一生。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论废名的乡土文学观

废名的乡土文学观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周作人。“趣味”是废名乡土文学观的核心，对废名的创作思想及其乡土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周作人到废名，“趣味”的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论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借用"言志"与"载道"两个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指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朱自清与钱钟书都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钱钟书指出周作人"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1]P2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此二人的观点与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是针锋不接。其实周作人赋予了"言志"新的内涵,追求的是一种"言志"与"载道"的兼容并蓄与和谐统一。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周作人传统思想三题

有了传统,就能把新事物从常态中区分出来.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代表,周作人就在连续而同一的总体中不断地实践从常态中区分新事物的工作.周作人推崇"心的故乡"之文学,而非村郎文字、学究文字、白席的书.民族的败亡所激起的怪戾悲愤的风气是周作人尚"己"之思想的原动力,明末清初乃其历史和逻辑上的源头.周作人称八股文为"中国文化的结晶"、"旧传统之极致"、"新的反动的起源",这是相当大胆又令人信服的论断.周作人打油诗的思想根柢是忧与惧,其意在反抗各种各样的压制和扭曲.时代使得周作人辗转躲进新历史主义式的共时性模式中,逃脱余裕的蛊惑.     

周作人“言志”论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以其风格卓异的散文创作而堪称一代大家.他的散文批评理沦亦不遑其后,在现代批评史上也是需要涂上一笔重彩的.他提出“言志”这一传统审美批评范畴,用以衡量中国现代散文,以旧瓶装新酒,在传统意蕴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的内涵,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审美批评理论的重要透入点.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周作人明末清初思想论略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明末清初的反对甚至痛恨讲体面话的人或文章、反奴、颂真率等思想为周作人所接受。中国古代笑话至明末蔚为大观，清朝建立，遂渐湮没。周作人看重王谑庵，重在其幽默的风度。他把幽默看作国民健全的标志，缺少幽默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周作人的乡曲之见和“苏杭文学”的提出，延伸为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汇合成他明末清初思想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他在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屈任伪职,成了民族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作家”。倪墨炎同志最近完成了新著《周作人评传》,试图对周作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本刊选载的是反映周作人早年文学活动的部分,其中用作人小说创作的史事,很少有人作过介绍和评论。     

甲申周作人的家国书写

"守住中国人的立场"既是民族国家立场的表达,也是沦陷区知识分子应守的道德底线,对周作人而言并非故作装潢的门面话。周作人的"中国"之声和"精神"追求表达了尊严的诉求和独立的姿态,无形中抵制了侵略主义者的文化殖民霸权。即便在他最自我不过的美文中也不难找出民族国家的剪影,不难寻觅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合影。与民族国家情结相比,闲适至多是一种调节,一种文化的平衡,彰显了现代性的喧哗与骚动。周作人的文章多被误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谐谑讽刺手法的运用,言近旨远的譬喻和"夹行中的意义"的审美诉求。对沦陷区的战时环境而言,周作人"人的建设"工程意义重大。翻译行为本身也成了周作人的有意批判和间接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