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阐释的语境问题分析

语境问题是影响文艺阐释效能、功用、甚至阐释性质的重要因素,其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有创作语境、接受语境、历史语境三重关系;其在文艺批评中的表现,有对象语境、关系语境、结构语境和功能语境。文艺阐释语境中的内容,表现为“说什么”,作者的言说意图与文本表达的客观效果之间是有差异的。文艺阐释语境中的人际关系,表现为“对谁说”,即言说者对谁说和所说内容谁在听的问题。以上共同构成了阐释语境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文艺阐释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达过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行走于美学与政治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境干涉问题探讨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跨时空、跨文化的复杂理论系统涵盖了诸多理论形态与思想文本.马恩经典理论文本是"马克思之后"诸多马克思主义文论言说所归依的原典,不同时代、民族、地域所提供的理论解读、重建的张力场,构成不同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干涉语境.从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个案分析看出,政治与美学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元问题的历史形成,受各种现实语境及文本语境的限定,并随社会、时代文化变迁形成各具风貌的思想运行轨道.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论文学阐释的一种当代紧张

阐释是人文学术中颇具奠基性的维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实践,阐释在当代呈现出“政治实用论”与“审美理想论”的紧张。政治实用论以彰显研究者的文化政治诉求为宗旨,在遮蔽文本审美经验的同时,造成阐释的“强制”以及客观性的缺失。作为对政治实用论的纠偏,审美理想论倡导对客观性的重构,主张回归到文本层面,通过细致的审美分析揭示文本中恒定不变的精神内涵。作为开启文本的两种阐释范式,政治实用论和审美理想论不应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有必要形成彼此补充、相得益彰的交互性关系,这一点在人文学者对经典问题的文化阐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透视

近年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有不同的几种倾向,一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二是文学的文化批评,三是社会文化语境里的文学文本研究。在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的时代,文学自身特性的探讨亦引人关注,于是有对"纯文学"的讨论,对"文学性"问题的回顾,对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思考,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视阈。其焦点是文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世俗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已成为后现代语境里的一项未竟的事业,面对文学消费的大众化与时尚化,以及图像文本与网络文学对传统的文学感知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文学研究除了坚持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伟大文学传统外,是否还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和互文性理论获得一种非文学的另类思路?     

后现代主义:话语的转向和语境的变迁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不仅是话题本身的转变,而且是语境的变迁。本文试图从现代性话语转向和语境变迁的角度探讨和评价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本文首先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一般语境,接着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在经济、文化、政治、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不同表现,认为反形而上学传统、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结构主义等诸多不同“主义”和“观念”的嫁接、挪用、篡改和拼凑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最后本文对后现代性作了基本规定:后现代是知识化时代、文化化时代、泛游戏时代、全球化时代,也是政治斗争得到缓和和传统意识形态得到终结的时代。     

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公共阐释的最早范例，集中体现了公共阐释的构成要素、基本形态、实现过程，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见证。百家争鸣构建了活跃的公共关系，结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极具现代特色的公共阐释空间。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新闻成学的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大意》、《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经典专著陆续出版,标志着新闻成为一门学科时代的到来。置身这些文本产生的现代学术史语境,文章从西学东渐的背景影响、学术整理的氛围推展和研究环境的宽松变化等方面,分析其新闻研究样态及所以为学的历史成因。作为一种专业研究范式的出现,推动了新闻传播学发展,也为学科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文化语境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中拓展深化,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自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文化思路具有学术深度和现实力度,这种思路为政治哲学的现实阐释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语境,这种文化语境呈现出中国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实。离开中国的文化土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无从谈起;忽视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展开只能是一厢情愿。深入解读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文化语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寻找思想的力量,在政治哲学的学术阐释中提升中国形象的文化内涵,于公平正义的现实诉求中深化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主题,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的文化使命。     

从哲学中拯救历史——论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

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来自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方法的继承,具体地说是受到柯林武德、彼得·拉斯莱特、波考克和邓恩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哲学研究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法以及英国传统历史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存在问题的批判。历史语境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和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历史语境主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方法自身存在缺乏超越性的问题以及方法导致的看不到政治思想连续性的问题。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由《浣纱记》谈文艺批评的文化语境问题

《浣纱记》中范蠡和西施的悲欢离合,在今人看来,常常难以理解,本文主要从历史文化语境和当代文化语境来分析《浣纱记》中的人物形象和其价值取向。文艺批评要根据从历史文化语境出发,根据历史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来分析作品,同时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当代的审美环境和所处的文化语境来单纯地探讨历史文艺问题。不同时代的批评家总是戴着各自时代的镣铐,跳出富有时代印记的舞蹈。     

再语境化:理论创新的一种可能

对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与理论总结,需要对语境即深层文化意蕴、时代要素等的深度把握。对于已经研究过的文学现象、文学文本以及拿来的文学理论仍需要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彻底的再语境化是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对于再语境化的探讨有利于改变目前研究创新乏力的状况,有助于研究思路的更新。     

后现代媒介时期文本转变探究

文学文本在后现代媒介时期悄然转化,由文本走向了超文本。超文本对传统文本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超越:其一,非线形的文本结构对传统文本线性结构的超越;其二,读者地位得以提升,读者参与创作;其三,传统的阐释观念发生变革。超文本在兴起的同时推动了图像化时代的来临,文学走向了图像社会的边缘。     

“确证性文化语境”下中西文化关系研究

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确证性语境”进行分析，提出其具体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认知和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认知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梳理和对“文化背景”的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逻辑认知，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本位认知和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逻辑性认知。“确证性语境”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表现出“可分析性与逻辑性”的特征，呈现出“互为文本”的关系。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