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德治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在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情感支撑,在增强自治有效性、弥补法治不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德治仍存在一些问题：优秀传统道德观念作用弱化,乡规民约局限性突显,农村道德评价机制不完善,乡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等。因此,必须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重视乡规民约建设,健全道德评议体系,壮大乡村精英队伍等方面下工夫,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传统道德价值的现代性转化,推动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

传统乡规民约在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劝善性”乡规民约倡导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教化而益善行、厚风俗、锻造伦理美德;“惩戒性”乡规民约对存在于乡民社会的赌害、盗匪、斗殴、有伤人伦风俗、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进行“罚处”,通过惩戒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教化民、以礼成俗;调解息讼、维护稳定;弥补国家法不足。我们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人权;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充分发挥其处理“民间细故”的裨助作用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同时,不能越过国家法的“红线”。     

乡规民约的合理性及其与国家法律的协调

乡规民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教化乡民,协调、化解民间纠纷,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乡规民约在制定程序、条款内容及执行上存在缺陷,与国家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不利于国家法律在乡村的实施。在法治化背景下,应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实现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     

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态环境往往不能与之相协调，以至出现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生态振兴、做到生态宜居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特别是事关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农村创新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挑战、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它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的环境法思考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针对前一阶段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根据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所提出的新要求,需要从农业生产方式改革、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农民权利保障方面进行整体谋划,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立法思维下的环境法律制度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消除环境立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环境权益,健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     

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方法初探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求解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之出路成为当务之急。农村生态文明教育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当前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存在受教育者素质不高、教育人才缺乏,教育手段和方式单一以及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参与主体生态意识淡薄等问题。国家顶层设计缺乏、教育物质基础薄弱以及教育保障制度不完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教育的顶层设计、奠定农村生态文明教育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教育法律制度以及利用乡规民约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充分发挥生态文明教育改善和提高农村生态环境的作用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农村法治化中主要社会规范和谐调整机制的构建

农村是个多元化的秩序空间,各种规范力量相互作用。农村法治化中能否使法律与政策、道德以及各种礼俗、习惯、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发挥各自特有的调整功能,形成治理农村的合力,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调动各种规范力量的积极因素,构建起和谐的调整机制,为新农村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规范支持。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遏制城市垃圾转移到农村的法律对策研究

城市垃圾不断涌入农村,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且与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理念背道而驰。为了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应从完备环保立法体系、健全环保执法行政体制、完善环保司法制度、增强环保法治意识,以及强化环保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加强对农村环境的治理,遏制城市垃圾转移到农村的趋势。     

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具体实践,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依托基层法治建设重塑了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开创了新型环境治理路径,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从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农村执法环境、拓宽农村环境司法渠道、培育多主体环境法治意识等路径进行优化.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历史、现实、重塑、整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规民约研究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竞演的场域,村规民约因其自身的乡土优势,自古就是重要的乡土竞演规则。随着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演变,这套乡土秩序规则历经了辉煌、式微、转型三个阶段,当前重新活跃在广大乡村。作为一种村民自决产生、沿袭传统道德、发挥"法律"约束的文本,其与当前建构集自治、德治、法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应该发挥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由于制定程序缺乏民主、乡村共同体消解、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缺乏调适导致村规民约难以发挥其在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上的作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的民主程序、重构乡村公共意识、调适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     

文成：全域提升美丽乡村建设

正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上,文成被授予2019年度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近年来,文成县围绕"美丽经济、美丽家园、美好生活"三大愿景,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全面打造村美民富风清的美丽乡村升级版,构筑了全省一流的宜游宜居生态高地。据了解,2021年文成县将持续高标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新时代美丽乡村,高水平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进乡村全域美丽,以产业发展为主导,加速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全力打好"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张振兴牌,夯实创建步伐。     

政府意志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研究

政府在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农村民间组织制度安排的变革离不开政府的意志表现和努力意愿。为使农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威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同时为防范民间组织的异化风险进行严格的管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民间组织发育成长的延缓。政府创新,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