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服务业自由化进程加快,服务贸易已成为FDI增长的新亮点.文章采用1997-2010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的相关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服务业FDI的引资规模和引资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出口结构与服务业FDI流入结构相一致,并存在着引资来源单一,外资质量偏低,服务业结构发展不合理等问题,最后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各主要服务部门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溢出效益”进行实证分析.     

日本对华制造业FDI与中日制造业贸易分析

文章以中日两国1989-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以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日本对华制造业FDI与日本对华制造业进出口关系.结果表明:日本对华制造业出口与对华制造业FDI互为长期因果关系,但对华制造业进口与对华制造业FDI仅有单向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则表明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FDI技术溢出间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印两国软件服务行业经验的比较

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反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了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笔者选取软件服务业这一技术密集型行业,基于中印两国经验进行比较,同时运用心理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加以分析,试图为中国在软件服务业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联动关系上提供一定理论依据.最后为我国软件服务业的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开放经济下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产业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可以以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切入点来思考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实证分析表明,开放经济下,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有利于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过,随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的增加,其对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能对我国技术进步起到一定作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发挥得很不够,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外资机构通过技术控制、品牌控制和市场控制等不少方式来控制我国国内企业和垄断某些重要产业.政府相关部门要提高产业安全意识,正确处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加快完善反垄断法体系,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加强监管力度,协调区域、行业发展;培育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防止跨国公司垄断.     

中国与东盟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竞争态势比较研究

中国和东盟是日本在亚洲最重要的两大直接投资对象,二者在引入日资的规模、产业结构、投资引力、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方面各存优劣。笔者总结发现,引资产业、生产成本、引资政策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二者竞争日资的角逐点。因此,在与东盟吸引日资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快技术创新,减少对外国的技术依赖,同时重视引入日本服务业投资,积极"走出去",并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促进东亚共同发展。     

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宁波为例

文章结合服务业产业特性,以宁波为例,通过对样本数据的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实证分析了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的关系。结果显示：宁波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存在微弱的互补关系,服务业的进口和出口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导致了更多FDI的流入,而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的带动效应不明显。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可操作性政策框架。     

FDI对中国服务业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而新一轮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转移。利用2000—2012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增长与FDI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并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对具体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不同行业利用服务业FDI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得出继续引入FDI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服务业FDI的行业流向,促使各行业均衡发展等政策建议。     

欧盟对中国FDI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1995-2006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存量对中国出口促进大,而FDI流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明显.同时发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增加对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具有显著影响.     

当前我国服务业引资形势及策略探讨

尽管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领域,但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服务业正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根据全球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及我国服务业引资的格局,新时期应重点发展知识型服务业,地方政府应加紧调整并实施第三代政策,引资方式应由“绿地投资”为主向跨国并购为主转变,并加强与港澳地区服务业的合作。     

服务业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包括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既有“就业创造效应”,也有“就业替代效应”;后者体现在东道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就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对我国就业数量的拉动作用不大,但是对提高我国就业质量具有比较显著的效果。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引进服务业FDI,应该以创造间接的就业效应和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为主要目标;在服务业FDI的产业选择上,要大力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FDI。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增长的变化分析

本文采用格兰杰的两变量模型,根据Engle-Granger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非因果检验等方法,通过加入虚拟变量分析后结果表明,日本对华与日本对华FDI输出表现出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误差修正模型也反映了短期修正的变化;Granger非因果检验表明,日本对华输出和输入是日本对华FDI的单向Granger原因。     

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关联性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对安徽省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现状进行概述,生产性服务业FDI呈现总体规模小、发展速度快和分行业差异明显等特征,并且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呈现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度,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能够显著提升安徽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分行业的实证结果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FDI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联性最强,而金融业FDI的关联性最弱。     

服务业FDI流入与制造业生产率: 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随着服务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服务业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外资将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笔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FDI的流入能够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其主要作用机制是资本溢出效应。该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依赖于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加快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有效承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试论日本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对事变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竭力阻挠南京政府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企图借此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广田内阁的倒台,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对华政策主导权。面对中国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军部对华推出了"和""战"两手政策。新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对华频频展开"和平攻势",企图借此引诱中国全面倒向日本。由于林铣内阁对华新政策并未改变广田内阁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且因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不可逆转的抗日政策,军部对华"和"的一手以失败告终,日本对华政策也由此走上全面侵华的战争之路。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及国际比较研究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促进服务业增长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根据OECD2014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并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而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处于较低的水平,制造业中间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较低;中国国民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投入率明显偏高,而服务业投入率明显偏低.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水平较低,不仅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而且缘于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性约束;应放松服务市场管制,降低服务业进入壁垒,并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以实现在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打破服务业垄断 积极创造就业岗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劳动力供给愈来愈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国有单位长期垄断大多数服务业部门,极大地妨碍就业创造,导致服务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而在职职工平均劳动报酬增长过快也是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今后要扩大就业,加速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而开放旅游业市场,开放银行和保险服务业市场,开放建筑业市场,开放教、科、文、卫服务业市场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举措.     

日本实业家冈崎嘉平太对中国的活动和认识

冈崎嘉平太是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事业建功甚巨的日本实业家。冈崎所以能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状况下长期坚持对华交流活动的思想动力,既得助于其非凡的战略视野和对中国国情及国民性的理解,更根植于笃信中国在市场及安全保障方面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所具的重大意义这个对华观。     

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采用1989--2004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对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及中国潜在的巨大销售市场是德国对华FDI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经济开放度对德国对华投资起决定性作用；成本低廉且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德国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而汇率和前期资本存量以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德国对华FDI的影响并不像一般认识中的那么大。     

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日美在中国的争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积极劝说中国参战,但日本却坚决抵制中国参战。到了大战后期,美日两国的态度发生相互逆转,日本极力怂恿中国参战,但美国却设法阻止中国参战。美日两国对华态度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双方争夺对华外交主导权的具体体现。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FDI方面发展迅速，2002年中国以527亿美元的引资数额超过美国列世界首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进FDI国家之一。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450家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FDI是否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技术溢出效应等一直是各界争论颇多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现实情况出发，分析FDI产生技术溢出的传递途径，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FDI确实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