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赀罚制述论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有大量关于“赀”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材料。“赀”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措施?在秦的法律制度中,居于何种地位?这对于了解秦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我国法制史的研究,都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来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对它作出必要的说明。一关于秦的“赀”,历史文献上记载不多。《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     

开辟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法制史研究新领域——兼评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

根据地法制史研究在1979年以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多局限于陕甘宁边区。从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角度而言，开辟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新领域显得尤为重要。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法制文献的整理和挖掘，以及与其他根据地法制史的比较研究。     

秦汉史研究、古代民族史研究成果突出

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1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教授,先后含辛茹苦写出《居延汉简研究》、《摹庐丛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等著作;林剑鸣教授的《秦史稿》、《秦汉史》、《秦汉法制史》(译著,主译),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论中国古代民族法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中国古代民族法制史是研究中国民族法制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中国法制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国民族史中的一门专史。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虽然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大不相同,但无疑都建立了民族法制。 众所周知,民族是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历史现象,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民族就开始形成。传说黄帝的后裔在进入黄河流域以后,逐渐同夷人部落和羌人部落结成新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已超出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开始融合成华夏族。经过迁徙和融合,以华夏族为基础,融合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许多民族,到秦     

发生学方法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发生学成为人文科学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客观现象和必然趋势.中国法制史是人文科学领域中重要的学科方向,而发生学方法的运用并没有在其中体现出来.因此将发生学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法制史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已经具备了多种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视角和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范围都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特色

本文概要介绍了日本学术界近十几年来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课题与状况。特别是注重基础研究,包括对基本史料、法律文献的整理和译注;简牍资料、敦煌文献的研究与译注;中国研究文献的翻译等;以及在断代法制史研究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文章同时分析阐述了日本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及其研究特点。期望通过对日本在这个学科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总结,达到交流信息、开拓视野、借鉴学习的目的     

新书介绍

藏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 ,法律制度文化非常丰富。上自吐蕃下迄近代 ,在藏民族自身历史发展及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法律制度 ,它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棵奇葩。对藏族法制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我国制定民族政策 ,更好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搞好少数民族地方立法与制定宗教政策 ,拓宽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领域 ,繁荣我国民族法学都有非常重要意义。最近法律出版社出版我院徐晓光教授所著《藏族法制史研究》(2 0 0 1年 4月 )一书 ,这是国内藏族法律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填补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研…     

十年来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报告

报告对近十年来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的学术著作、各类学术出版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梳理,旨在通过对十年来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总体介绍,力求总结其研究的经验与成就,分析其不足,并试图对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力所能及的前瞻。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刑与罚的区别

一般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学者都是"刑罚"连称,不加区分,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法律条文来分析,刑与罚是有分别的。秦律中有谇(斥责)、废(免官)、赀(罚钱或物)等名目,这三者都属于罚的范畴。秦律中还有"居赀赎债"、"居赎刑罪"两种人,由于他们都与徒刑一起劳动,也都被认为是刑徒,其实这两种人的身份有明显不同。     

宋代钱氏家族人才状况初探

结合钱氏宗谱和有关史籍,对宋代钱氏家族的人才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列举了这一家族在学术文化、艺术、医学等诸层面的成就;分析了其人才现象的特点;并进而剖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     

唐诗的禅趣

唐代是众体兼备的诗的王国，不论是古体、律诗、绝句；不论是史诗、叙事诗、抒情诗；也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都留下不朽的诗篇。以山水田园诗为主的禅趣诗虽不在唐诗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以精深的哲理和淡泊洒脱的风格，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悠远、恬淡、清新的感受，并给以后的诗和诗学留下较大的影响。     

论郁达夫旧体诗中的晚唐情结

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旧体诗得益于晚唐诗处颇多,二者在许多地方也十分相象。本文探讨了这种相象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成因,着重论述了二者在"深情绵邈"、"绮艳丽"与"俊爽劲拔"等三方面的深层联系,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另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论明词衰蔽的原因

明词研究前人涉足较少．有关明词衰蔽的原因，言之者更是寥寥。导致明词衰蔽的原因主要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即词曲演进与曲代词兴；外部原因，即明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和文人精神．     

汉代官吏群体的儒学化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汉代官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文化结构上经历了由"少文多质"、儒道法等多家官吏并存到儒学化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又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清代布政使初探

布政使是清代职官。布政使主要职掌全省财赋以及承宣政令、承担政务、管理属员。布政使选任的途径除廷臣会推保举外 ,最主要的途径是由吏部开列具题 ,请旨定夺。甄选条件有严格限制 ,考核严密深入 ,奖惩分明。布政使的管理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地方财政管理体系和监督机制。清政府对布政使的任用 ,说明满汉联合的逐渐加强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宋代城市游民的构成与谋生方式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游民较多的朝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宋代游民大量进入城市谋生，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城市游民阶层。宋代城市游民成分复杂，广泛分布在城市雇工、破落无赖、闲人、兵痞、江湖艺人、私妓、乞丐及流浪者等群体中。他们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不法活动为生，为主流社会所鄙视。     

北宋贬谪诗文论略

北宋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北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特别是唐代)的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