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的别现代审美特征

我们目前处于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别现代”社会形态中,网络文学的叙事审美契合了这种语境,这种语境塑造了网络文学的叙事审美特征。在叙事上,网络文学构建了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共存、文明博弈的时空,不同文明既“对立冲突”又“和谐共谋”,体现出时间空间化的特点。在人物塑造上呈现英雄化倾向,且英雄形象体现出多样化、凡俗化的特点,体现出一种后现代娱乐性价值追求、现代个人主义张扬和前现代宗亲伦理观念和儒家基本道德复归的杂糅、复杂而折中的别现代价值导向。在审美体验上,以根植于前现代中国文化土壤的“乐感”文化为根基,借用前现代文化母题,采取后现代的表现手法,生成了“爽”的审美形态范畴。这一审美形态范畴与大众在别现代时期多元思想涌动、内在对立紧张的社会精神结构下的需求相应和,体现了超越阻滞和有限、追求自由和无限的精神向度。     

个体的悖谬:后朦胧诗歌的自由本质

后朦胧诗歌的“个体主体性”涉及到生命领域的各个层次：理性与感性，文化与本能，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诸种精神指向在现实生存图景和形而上学方面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分裂又相互包容的特征，这种看似不可解析的个人话语策略扩大了人的解放效果，打开了“人的自由本质现实化”的潜在可能性。后朦胧诗歌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构现象。     

新生代大学生发展的特征、矛盾与对策

新生代大学生发展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这种特征是其自然生命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在“个体与自我”关系上，新生代大学生既抱有强烈的理想期待又秉持理性的现实考量，面临理想性与现实性相互交织的矛盾；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新生代大学生既注重个性化的自我发展又寻求圈层化的身份归属，面临个性化与同质化互为表里的矛盾；在“个体与社会”关系上，新生代大学生既以青年亚文化的方式同社会主流文化保持间距，又积极承担责任、主动投身民族国家发展，面临亲近主流与社会反叛共存共生的矛盾。有鉴于此，我们要探索搭建宏观社会代际和微观成长阶段相结合的分析框架，科学把握新生代大学生成才的矛盾和张力，不断加强对新生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教育和引导。     

有别于“国家”的“天下”——儒学社会哲学的一个理念

“天下”是一个迄今仍可激起社会道义感的古汉语词。这一本来泛指空间地理的名词缘殷周“天子”名分而专有术语化,在其后先秦儒学历史性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中,“天下”成为“公有”与“民本”的理想社会,从而形而上学化为理念(idea):它既作为社会范型制约、批判世俗国家,又是作为社会正义与权威合法性逻辑前提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在中国反专制史上,“天下”具有特殊的社会感召动员力量,但由于缺乏建设性的转换机制,它又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温床。本文最后从“社会与国家”这一现代课题角度分析了“天下”社会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意义。     

理想两性关系的文化想像——评张抗抗的《作女》

透过《作女》“时尚化”的外表,我们发现:张抗抗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批评文本,又表现出对二元对立性别模式的警惕和摒弃,作家以女性话语的重要实践,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两性废墟”上完成了理想两性文化模式的大胆想像。     

儒学是民主化的内在契机吗?

传统文化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但又不能任意切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联系。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既反对“全盘西化”,又要化气力分辨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缘由吧。 这些年来,国内外都有人著书撰文,一再预言未来社会将出现儒家文化的复兴。在去年年末的一次讨论会上,则有同志引述美国汉学家勒文逊(Josoph R·Leveson)关于“帝制和儒家——一对在许多世纪和朝代中结成的互相猜嫉的伴侣”的论断,具体加以阐发,认为:     

后传统社会：传统与现代性对话之所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传统”一直在遭受着现代性的侵蚀乃至颠覆,但是,传统并没有消亡,相反,一种追求多种传统协同发展的后传统社会正在形成。在后传统社会中,传统与现代性进行着激烈的对话,两者既冲突,又相互合作。传统与现代性的这种对话关系集中体现在传统守护者和现代专家身上,两者在争夺文化解释权的同时,又都发挥着解放人的作用。     

论成年人文化与未成年人文化

之所以要关注成年人文化和未成年人文化,是因为成年人文化和未成年人文化在现代社会巳然分离,因此人们不得不正视成年人文化特别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人文化.未成年人文化应区分“未成年人自己创造的文化”与“成年人所创造和叙述的未成年人文化”.成年人文化既与未成年人文化有别,也不能与社会主流文化等同,而成年人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等同,一直似乎是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的.当然,在成年人文化特别是未成年人文化中,常常会产生“代内亚文化”.成年人文化和未成年人文化是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元素.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单一化。全球化与多元化辩证统一、同质化与异质化辩证统一是文化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同时,文化全球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要正确认识机遇与挑战,要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实行“拿来”与“送去”并重战略,保护好民族文化的载体,让民族文化为全球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随想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随想冯天瑜一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题目，它既与运作已久的“古今之辨”一脉相承，同时又包蕴着丰富的新内涵。简言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多数时...     

踯躅于文化困境的宿命--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

本文从“永失家园”、“爱情的孤独属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与隔阂”、“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心态”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问题。指出它是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交合过程中无所依傍的矛盾复杂心态的精神表征,是现代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与合流当中,陷入灵魂撕裂般痛苦和心灵炼狱般煎熬的精神巨痛的产物;因此,它既隐喻了现实生存的困境,又喻示了身处文化困境的他们精神历程的复杂与思想演进的艰难。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五四以还,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文化探索,文化激进主义者面向西方,主要引进西方文化,另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向儒学回归,形成现代“新儒家”。一般说来,西方文化主要有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亦即希伯莱文化)两个传统,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现代作家)主要偏重于古希腊文化源流的“实利”、“科学”、“民主”、“法治”,但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传统也被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作家所分析、强调和部分地吸收,它影响了作家的情感深度、     

从现代人类学视野看生态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生态美学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当代文化课题,从现代人类学视角看去,其民族性有独特体现:(1)现代人类学对“人”的理解,偏于对“人”及其“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差异性的辨识和描述。这一立场,使得以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对象的生态美学的具体性和差异性特征凸显出来。(2)生态美学的多样性突出表现为文化上的差异性。现代人类学认为人性身份的多样性,主要缘于文化模式的差异性。生态美学的构想惟有体现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才符合“审美生态”的真正意义。(3)生态美学文化品格的特殊性,最终落实为生态美学的民族性。这使得民族化的生态审美资源在现代社会获得了继承弘扬的可能。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

本文用现代社会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既阐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撞，又分析了现代思想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说明我们应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     

教化与文化

教化与文化王树石，刘金凤新时期学术、思想开禁以来，似难另觅一个使用频率高于“文化”的词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言必称“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那么个中底里是什么？西方许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概念指称着一个浩大无朋而又结构分明的...     

浅谈鲁迅笔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系列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生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及现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撞击而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独立的社会追求和人生追求,但他们仍然挣扎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系统之中,并且暂时还无力改变这个系统。这种特定的境遇使他们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分子,于是在他们身上既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同时又具有盲目性、妥协性。     

遭遇"读图时代"——也谈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读图时代”逐渐成为标注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关键词之一。“读图”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许多学者认为,图像转向是继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整体性的文化趋势的大转变。虽然这种人类历史上自古有之的”读图”传统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长期处于文字阅读的边缘,但是在现代科技、消费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合力推动下,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图像传播时代。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语言何以能够有意义地指向世界？基于伽达默尔语言——事物关系的思考

娜丰在《解释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一书中认为,伽达默尔意义决定指称立场导致的语境主义可能引发跨语言对话的中断,因此必须接纳直接指称理论。于伽达默尔而言,回应上述指责意味着对语言—事物之关联的重新梳理,这涉及两个层面：其一,直接指称理论秉持的外在关系论断并非语言—事物的源始关联,事物唯有在语言中获得其存在,它本身已然是意义化的;其二,事物的意义化并不必然带来对话的中断,因为只要对话是就“某物”展开的,言说者便能够在承认自身视角有限性的前提下倾听他者,从而既构造出被“我们”共同揭示的事物,又在这个揭示中不断地修正、补充各自对事物的述说。这就是在意义决定指称立场中事物和语言之间开展的无尽“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