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序文中的文论问题

鲁迅一生为自己和别人的著作写下大量序文,其中许多见解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本文仅就《〈自选集〉自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叶紫作〈丰收〉序》、《徐懋庸作〈打杂集〉序》等四篇序文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作一些简要梳理和阐释。     

“生活故事”：《创业史》的另一种读法

《创业史》从问世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被当做＂政治故事＂、＂历史故事＂、＂社会故事＂来阅读的。＂生活故事＂的视角,可以作为重寻和复活当代批评中久已迷失的文学评价的策略和途径,改变对《创业史》乃至产生于《创业史》时代的一大批文本的阅读方式,使之回归文学的本性和本位,获得文学的＂解放＂和＂新生＂。《创业史》中的＂生活故事＂由两方面要素构成：一是名曰＂创业史＂、实为＂贫困史＂,二是虽为＂贫困史＂、但更是＂抗争史＂。     

新世纪鲁迅研究综述

新世纪的鲁迅研究 ,转入了一个整合、深化期。 2 0 0 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 12 0周年而推出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突破盲点》等著作较具代表性 ;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改造国民性”问题 ;对于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持续不衰的话题 ;在更大量的有关各种文体的研究成果中 ,《〈狂人日记〉重探》、《〈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野草〉的超现实主义倾向》等都有新的重大发现。     

夜来归梦桃源里——看《社戏》、《故乡》中的乡愁叙述

我们常常说,鲁迅先生是斗士型作家,由此认为他的文字和感情都＂生、冷、硬＂。其实不然,鲁迅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母爱方面的童年创伤,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中,仍存有很多＂柔软＂的东西,特别是《故乡》和《社戏》,显现出相当深厚的悲悯心。在《呐喊》小说集里,也有许多篇章是以故乡生活为题材,但大部分篇章中,故乡是灰暗的、萧瑟的、充满死气的,没有一丝朗照,独《故乡》和《社戏》中的童年故乡显得美丽、宁静、祥和、神异,充满了梦幻的色彩。鲁迅把自己的乡愁灌注于笔下的诗性故乡中,从诗性的童年故乡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对抗生存的痛苦感,焦虑感。     

本期部分作者介绍

林非,1931年生于江苏海门。复旦大学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土学位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论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鲁迅传》、《〈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其历史意义》、《治学沉思录》、《文学研究入门》、《访美归来》、《西游记和东游记》、《读书心态录》、《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它》、《林非散文选》、《散文的使命》、《鲁迅和中国文化》。     

鲁迅创作杂谈

一、关于“乡土情结”一个奇特的“鲁迅现象”:鲁迅,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大都市里生活、创作、战斗的文学大师,其小说创作,竟主要描写农村.《故乡》、《风波》、《孔乙己》、《杜戏》、《祝福》、《阿Q正传》、《明天》……它们不仅数量大,而且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所在.     

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同中国文化的关系 ,理论界谈得较多的一面是这一理论对中国文学及其批评断断续续发生的影响。如鲁迅交代他创作《补天》是取弗洛伊德学说来释人和文学的缘起。郭沫若早年《〈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中对王实甫《西厢记》的阅读 ,更明显带有弗洛伊德读《哈姆雷特》的痕迹。但是反过来看 ,中国文化在此一理论中间直接留下的印迹 ,还远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注意。本文想集中来谈一谈后一方面的问题。《精神分析引论》中 ,弗洛伊德谈到过梦境中的无意识有点像中文。他承认自己并不懂中文 ,但是中文…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是相互关联而又不同层次的课题。《〈儒林外史〉研究史》是评述《儒林外史》研究成果的著作,不同于《儒林外史》研究,但只有对《儒林外史》有研究的学人,方能进行《〈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最先参照西方文艺理论,经由《〈红楼梦〉评论》等文章而建构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批评体系,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潮流与模式。此乃其文学研究"得"之关键所在。然而,《〈红楼梦〉评论》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长期被学界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与中国人的精神大相违背,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红楼梦〉评论》表现出以西释中批评模式的局限性,此乃其比较文学研究"失"之体现。其研究之"得",启迪我们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时,要自觉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主来融会西方文论;其研究之"失",对今日仍盲目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解释中国文学的批评模式,则具有不可忽视的警醒作用。     

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史料钩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单演义的治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学者,单演义是鲁迅研究界的前辈。1957年,单演义的鲁迅研究著作《鲁迅讲学在西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少有的几本鲁迅研究著作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单演义又应他人邀请参与鲁迅生平资料丛书的写作,遂在此书基础上写了《鲁迅在西安》一书,198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及单演义的其他著作中,一手资料的搜集占据了研究的大部分。它们也奠定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此后几十年里,单演义一直没有放弃对该著作资料的充实和修订工作。单演义的治学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依然有诸多启示。     

在场者言说在场的绝望——浅论鲁迅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书写

我们常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那是把“儿童”当作一个“客体”来认识，以主体的视角来看待客体。如果超越“主一客”关系，让他们置于共同的视界之中，让所谓的“主体”成为“在场者”，那么对“儿童”的认识会更接近于本真。鲁迅就是以“在场”的形式，来塑造儿童的形象、叙说儿童的命运，他们有些“毫无价值地死亡”，有些成了“毫无意义的看客”，有些成了“无意识的杀人者”。以“在场者”的视角来看，这些“儿童”身上无法存在“希望”。鲁迅在叙说儿童命运的同时，儿童也在言说着鲁迅的绝望。但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说出了“绝望”，却在“反抗着绝望”。     

鲁迅图书装帧设计思想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受人们崇敬。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文学家,更是第一个倡导图书装帧并在自己的书籍中实践的作家。本文从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时代背景、风格理念、视觉要素以及鲁迅对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分析,旨在站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分析鲁迅图书装帧设计风格理念以及对民族性的继承和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     

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他从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功能和形象直观的特点出发,将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融汇于文学教育之中,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实践之路,对有效推进今天的文学教育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重返民族文化的元典——鲁迅与《尚书》

《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深受古典文学浸润的鲁迅与《尚书》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或直接或隐晦的联系。首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对《尚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其次,鲁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尚书》自然被鲁迅信手拈来地用于多处作品之中;第三,《尚书》作为一部文化元典性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朴素的文艺观,它所提出的"诗言志"一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该文艺观也是充分肯定的。     

鲁迅对晚清学术思想的承传与超越

鲁迅创作与晚清学术思想存在某种承传关系。"在古书里摸索",以至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从而发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这是鲁迅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得益于他对"西学"的认识,通过接受"西学"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鲁迅最终走出清代学术的理路而进入了新的文化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