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中国礼文化之和谐观探析

“礼之用,和为贵”是中国礼文化的价值定位;礼、乐、仁是支撑和谐观及礼乐文明的三根“擎天柱”;“致中和”是和谐观追求的理想境界。     

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卜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老子“无为”“袭常”与西周之“礼”

一为了讨论正题，有两组关系争待梳理。因为正是对于这两组关系的认识模糊，才导致对老子"无为"与西周之"礼"之间关系的长期误解。所以，对它们作新的、准确的厘定，庶几将收绸缪之功。礼与自然对于礼和自然的关系．很多人往往不假思索地认定它们是水火难容：一方面，礼的另一面孔是"矫饰"．其弊之极．竟出现儒者"以诗礼发冢"的笑话．因此与任情直遂的"自然"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一般的认定礼与自然水火不容，往往是基于现代语境所作的判断，并没有把它们放入上古的话语、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因此不免有圆枘方凿之嫌。实际上，礼之"矫饰"的…     

儒家“礼”文化基因再探

"礼"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中华"礼"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可以从礼之源、礼之本、礼之用等方面破解.欲究礼之源,可从字源字义、人性结构、社会生活三面切入;欲解礼之本,可从礼的人文性、秩序性、情感性和互主体性四点来阐发;欲明礼之用,可以统观全方位功能,也可细究政治、道德、方法功能等.     

荀子论和谐

荀子关于和谐的思想,存在如是之逻辑架构,首先,所谓"和谐"涵括了三个维度——人与自然、人自身和社会和谐,其中社会和谐是关键。其次,实现和谐的关键是礼,即通过礼来贞定人在"群"中的"角色",通过礼来修身,通过礼来协调人之需与物之长。最后,要真正通过礼来实现和谐,还需要"君"(圣人、师)及其主导的教化与刑政。     

论和谐源于规则——一个基于《论语》的视角解析

儒家思想认为和谐是系统中不同要素在个性中寻求共性、在多样性中寻求协调的一种状态。通向和谐的方法是＂中庸＂,途径是＂用中＂与＂时中＂。社会生活中,和谐源于规则,即＂礼之用,和为贵＂。从规则的形成、执行到和谐局面的达成,基本要求是社会成员知行统一、行己有耻。     

和合:普遍和谐维度上的现代价值体认

“和合”文化传统,基于“天人合一”、“尚中贵和”、“礼之用,和为贵”、“修身正心”、“协和万邦”等主张,广泛确认并追求普遍意义上的“和谐”。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自身心灵的和谐;民族、地区间的和谐。“和合”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本质上正是“和合”文化发展的现代形态。当今社会,确立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平共处的现代发展理念,“和合”文化传统都有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的显著价值。     

论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思想

儒学与礼乐文化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定位,"致中和"是儒家和谐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及天地万物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事物原有的无限多样性,亦即"和"的理想."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之关系的一种方式.儒家礼乐文化明显地渗透着以"和"为上、以"和"为贵的理想.     

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

对于进入转型期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富有启迪。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和"。贵和思想涵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庸之道,最终归结为"中和"之和谐世界的最高境界。     

王船山天人合一思想何以规约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将天人合一规约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当代社会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紧张而提出的、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哲学话语。将天人合一简单地规约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学术界表现出怀疑论、独断论的倾向。王船山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提出了太和乃万物和谐之始,太和絪緼以致万物之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宇宙万物之和的动力因在于天命之和。从本体论层面来说,人世间本应该是和谐的,但人由于智能之＂巧＂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因之,船山提出以仁爱精神礼待自然,方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船山消解了传统关于天人合一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独断论、怀疑论论断,从哲学层面解答了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问题。     

从血气心智到内心和谐:论戴震的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血气心智"上为人性学立论的学者。他通过对"血气心智"的内在思想逻辑结构解析,来展现人性论中"血气"之自然与"心智"之必然之间的内在和谐关系,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与传统人性论不同,戴震人性论把人性从自然哲学过渡到人的内心世界,把人性论看成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素质、一种境界和一种修养的新内涵。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礼文化中的人与自然之和谐观

中国礼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追求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和谐有序。其中,人与自然之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和谐的基础。“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礼法自然”是人对自然的领悟与仿效,“立中制节”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目标。     

振兴国学，促进四川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增强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国学中，历来有和谐思想之要素。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礼之用，和为贵”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嵇康的生态哲学思想

嵇康认为,无论养生抑或处世,都应该遵循人的自然属性,做到中庸调和,并以此为基础"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至万物齐一的无我之境。嵇康希冀构建以儒道互补为依托的至人境界,实现对有限个体生命的无限超越,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显然,嵇康的哲学思想一方面继承、调和并发展了道家和儒家"万物齐一"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解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同时也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生态观存在极大的精神契合。     

《庄子》“不材之木”寓言的生态伦理意蕴

《庄子》文本七次出现的“不材之木”寓言紧扣人类如何取用动植物的问题,层层深入开显出庄子哲学“与万物处”的智慧及其生态伦理意蕴。该寓言标举“无用之用”,从万物共有的德性层面提供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最深层次的批判。这一批判非单向度的超越而是多维度剖析了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两大价值尺度间的复杂关系,为超越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弥合当下“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断裂与错位提供了指引。它强调人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角色促成天地、人、万物之间的良性共生关系,可为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哲学建构提供一些返本开新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