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一轮“两个剑桥之争”

2019年以来,现代货币理论异军突起,围绕"财政政策应坚持平衡预算还是功能财政""政府开支面临融资能力约束吗""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吗""扩大政府赤字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金融稳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何者更有效"等五大问题,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大争论"。此次争论固然有两派之间对具体经济问题存在不同理解甚至部分误解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后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是20世纪50—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翻版。放眼未来,我们必须跳出理论看理论,以经济实践为遵循,在两大理论范式的相互攻错中加以比较和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找更有益于经济发展现实的经济规律。     

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

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于震规模之争企业规模大好还是小好，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趣的是，近十年来，在企业规模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取向。“船大压风浪”“船大压风浪”被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奉为圭臬。这方面的例证很多：１．收购、兼并、合并浪潮再次涌起，...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类型分析

中国分权化的改革推进了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并引发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类型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之间。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区域制度、区域增长和区域管理权限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流动性要素和制度、政策上的博弈,与辖区企业的博弈则体现为权责之争。三种类型的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双重作用。     

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较量——论同盟会和湖北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

同盟会和湖北集团之争 ,即向心力和离心力之争 ,起源于起义地点之分歧。湖北集团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并不是同盟会领导之功 ,不但竭力以首义资格争夺中央政权 ,而且同南京对抗 ,导致共进会与同盟会、湖北军政府与临时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名存实亡。这一切固然是双方之间深刻矛盾所致 ,但实际上亦是晚清时期地方对中央日益严重并继续发展的离心力所致。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     

社会与政府间人事流动的挤压与吸纳效应

借用物理学中“连通器原理” ,我们认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人事流动存在一种吸纳效应和挤压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作用下 ,同时由于社会与政府之间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软化和人事流动通道的不畅 ,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出现反复。据此 ,可以探讨通过缓解社会的挤压效应、弱化政府的吸纳效应、强化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调控机能、建立顺畅的人事流动通道等途径以解决此课题。     

同治朝觐见礼仪的解决及现实的思考

同治朝觐见礼仪的解决 ,是长期以来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转折点 ,标志着原来两个主权国家间的礼仪之争已变化为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与侵略国家间的礼仪之争。清廷要求外国使臣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有违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不符合当时与现今的外交及其礼仪惯例 ,确需变改。但清帝坚持外国使臣须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 ,并非刻意轻侮外国 ,而仅是坚持自身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多数国家认可的外交礼仪惯例 ,对置身国际社会的国家 ,无疑具有一定的强制规范性。但这种国际统一规范性 ,既要有一个各国从感知、认知 ,到认同的长期磨合过程 ,又应坚持民族性、传统性与国际性、时代性的统一。一百年前 ,人们未能解决的外交课题 ,仍需今人继续求解。     

重评汤沈之争

明代中叶,是我国戏曲史上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就在这时,汤显祖和沈璟这两位戏曲家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即戏曲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以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汤沈之争的起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他们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这一新的生产关系的新思想也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内初露头角,而汤显祖则是这一新思想的代表,他要在戏曲中宣传这种“反封建、反保守的民主思想。”相反,沈璟是封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     

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基本走向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政府与大学之间因各种原因形成的权力之争自大学产生以来从未停止过,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大学施加     

商权、财政与党争——中国银行"民六则例风波"述论

1917年中国银行通过"民六则例",旨在扩大商股权力,摆脱北洋政府控制.安福系上台后欲图控制中行以资党争,要求恢复旧则例,由此引发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政府与商股股东之间的新旧则例之争.则例风波中中国银行与政府财政、党派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行的双重身份及其发展困惑,以及商人在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强,暴露了北洋政府时期央行制度的缺失.     

解析“西沃之争”:理解美国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

美国是最早将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国家,其长达百年的公共行政学发展为世界公共行政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长期被科学管理理论垄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各个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出现了与国家发展的不相适,公共行政陷入了"身份"危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缓解了当时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聚焦于"西沃之争"的背景、内容及其对整个行政学史的重要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走出控制与自治之争——现代大学制度下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新定位

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平衡,既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重塑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关键切入点.在强调共同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应当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是平衡双方关系的最佳选择.政府和大学双方都要转变思路,努力从争权走向合作,走出控制与自治之争,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彼此的期望而紧密合作.     

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

花雅之争是戏曲史上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论文以禁戏为切入点,对花雅之争重新探讨。和前人统而论之有所不同,主要从清廷、地方文人士大夫、地方行政人员、普通民众几个不同的接受群体分开来谈。将花雅之争放在清朝文字狱的大背景下,着力指出各接受群体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清廷和地方政府在禁戏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并且尝试对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做出定位。以期在分析花雅之争这个雅俗之变个案的同时,对文学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有进一步的认识。     

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入学术视野,始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此前它曾是奏折中的"海防议";之后近30年,它一直被"性质之争"所困扰:历经淮系与湘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两种策略之争三个阶段.至20世纪末,在近代化视角下,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研究,摆脱了"性质之争"的局限,研究空间得以拓展.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在市场和政府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讨论

市场与政府之争由来已久。按照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信仰的程度,将西方主要的经济学流派分成四类,即无信仰、稍有信仰、非常信仰和完全信仰,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主要主张。市场和政府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者皆不可偏废,但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市场可以多一点,反之,政府也可以多一点。市场不是万能的,但也是神奇的;政府不必是最小的,但却应该是有限的。     

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基本走向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政府与大学之间因各种原因形成的权力之争自大学产生以来从未停止过,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大学施加政治影响.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正> 任何文化领域之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取向和不同道路的抉择.中国文化领域展开的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实际上早已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学之争是第一次交锋,当时是在西方思想传播,中国封建王朝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第二次交锋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潮开始酝酿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第三次交锋则出现在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时期,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论的继续.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