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生学与类型学的视角考察群体性事件

综观大多数因政府政策或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群众利益受损而得不到及时、合理、合法的补偿是群体性事件触发的原始动因;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这些群体性事件各具特性,类型不一。因此,如何避免因政策问题和行政行为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是政府自身从源头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同时,如何治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考量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政府管理介入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分析

伴随着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向深层次推进,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成为政府应急管理的重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分为"政策不当引发型""规制不力导致型""维稳疏漏补救型"三类,如果能够成功地对这三类事件进行风险治理、危机管理和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系统化应对,就基本上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管理目标。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与诱因分析——以浦东新区动迁中的问题与矛盾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浦东因动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组织化程度趋强、外部多种力量插手、抵抗行为增多。新时期浦东群体性事件增多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利益失衡情况下的政府与社会博弈中,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在外部力量加入下导致问题严重程度加深。因此,基层政府需要重视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研究和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不断提高防范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从压制到回应: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压制型治理是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之实然模式,其存在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但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回应型治理能有效预防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维护公众的合法权利。从制度的构建对回应型模式进行研究,推动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法律化,是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回应型模式构建之关键,主要有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革新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完善政府生态责任问责制等。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从“维稳”到“维权”

基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当前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常采取维稳模式,结果常常陷入危机应对的窘境中。在转型期间的中国,唯有树立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稳定的理念,认真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建立满足其诉求的稳定机制,达成维稳到维权的观念转变,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正常生态。     

基于公共治理视角的群体性泄愤事件研究

通过案例分析了群体性泄愤事件的特点和成因,这类无直接利益关系冲突,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潜藏的结构性问题,也表明了我国地方政府在群体事件应对中的能力不足。提出以公共治理的视角,增强基层政权的服务能力,转变执政观念,完善民主参与方式,达到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网络民粹主义的潜流:2000～2010年中国网民行为意识的个案分析

新世纪以来,中国网络社会逐渐成型。在转型时期,中国发生了多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社会的舆论作用日益引起关注。探寻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源和嬗变以及网民在其间的意识和行为分析是进行网络治理的必行之路。通过对2000年以来10年间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综合考察,以引发全国关注的网络反日及反日大游行、家乐福反法事件和杭州飙车案三个典型且呈承继和演化趋势的个案进行比较分析,以对网民行为的分析为出发点,尝试剖析网民行为和意识不断嬗变的过程。     

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及其应对

重大建设项目面临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两类风险.目前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着公众参与环节的薄弱环节,由此衍生成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酿成群体性事件,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建立重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演化的防火墙是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宁波镇海的群体性事件为案例,分析了我国目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强化公民实质性参与为突破口,深化重大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而阻止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的演化.     

政府社会责任演进、可持续发展与完善政府会计职能

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复杂性促使政府机构与部门在践行政府社会责任时不应再止步于被动的履行,而需要随着政府社会责任演进主动嵌入相关积极功能。与此相对应,要坚持和改造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传统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与创新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形成性职能,使得政府部门与机构承担政府社会责任趋于理性与主动。由此必将提升政府部门与机构治理多元社会能力,增强政府行政公信力,改善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现状。而完善与创新政府会计职能必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论工程建设项目社会风险的成因、后果及应对

由工程建设项目引发的社会风险已成为当今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土地征用、居民拆迁、移民安置与补偿、环境影响、基层劳动者工钱与待遇等问题是引发工程项目建设社会风险的直接原因。工程建设项目社会风险经扩散放大后，可能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触发公共危机，造成社会混乱和项目失败。应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社会风险可以从顺应化解、组织引导、社会控制、公关化解多方面进行。     

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矛盾.群体性事件展现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宪政意识的缺失,表明了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我国宪政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从宪政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并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真正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只有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宪政视角,切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