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的”文本与“虚在的”作品——伊瑟尔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观

伊瑟尔的文学作品“两极说”,从接受美学维度力主“作品大于文本”,而不是文本大于作品,这是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唯文本主义”理念的一种对话.伊瑟尔的文学文本“召唤结构说”,依据现象学原理深入阐发文学文本之开放性的内在依据,既有别于精神分析学对阅读心理对无意识的阐释,又不同于“读者反应批评”文论所宣扬的文本虚无主义与读者至上主义.伊瑟尔这样的作品观与文本观,丰富且深化了当代文论的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     

“文本内外的自然”之辩——生态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合与分

近年来的生态批评将后结构主义文论话语重新纳入理论视野。从理论生成的背景和关于“语言”的理论构架上看,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生态理论具有相通之处。但是在看待“文本内自然”与“文本外自然”的观点上,两种理论之间有着不易填补的“鸿沟”。生态批评针对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提出了生态诗学、复兴写实主义等主张,这些研究有益于促进“文本内外的自然”之间的协调并转变以往生态批评的反理论倾向。     

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

“文本”概念决定着诠释学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诠释学方法的性质.利科所说的“文本”既包括话语系统,又包括象征系统,也包括行为方式,还包括无意识领域.文本的间距化不仅使解释成为必要,而且使解释成为可能;文本的间距化既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变得困难,又使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创造性.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趋势

70年代以来 ,女权主义批评在西方的发展呈三极化趋势。法国批评家提出“女性写作”的概念 ,从理论上探讨女性语言的特点 ,试图通过语言的革命实现女权运动的目标。在美国 ,批评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的实践上 ,对长期确立的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文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英国的女权主义更注重批评实践的政治意义 ,主张文学参与历史 ,以促进深刻的社会变革。三家既各有特点又有共同的兴趣 ,表现出女权主义批评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文本之维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20世纪以来,文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了阐释边界建构中具有奠基性的维度。作为语言文字的造物,文本为阐释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目标和路径,有助于跨越相对主义的藩篱,对意义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确定性加以重建。在理论中心的背景下,对文本的诉求将促使人文学者摆脱观念先行的虚妄状态,获得来自文本经验的佐证与支撑。当然,对文本的执着蕴含着阐释的独断论倾向,而文本的中性特征又很容易造成不同阐释话语的冲突。因此,如何以文本为契机,使文学阐释中的诸要素形成良性对话与动态平衡,将会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解构的天使——阿布拉姆斯论解构

阿布拉姆斯关于解构批评方面所撰系列论文时问跨度十余年,重点探讨了解构批评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具体实践,与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干后现代理论也多有关涉,既坚韧地批判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形形色色的解构批评策略,又注重以浪漫主义文学文本为重点、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文本阐释策略.阿布拉姆斯关于解构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解构的另一学术径路,对于中国批评家之透析解构与人文精神的罅隙,不乏反思性的当下意义.     

“对位阅读”与英国小说叙事重构——爱德华·赛义德独特的文学文本批评视点

赛义德以异于主流文学批评的文学阅读和批评视点——对位阅读,对丹尼尔．笛福、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金斯利、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数十位作家的经典小说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分析,揭示出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隐形的主题与文学叙事如影相随。赛义德通过“对位阅读”独特的文本分析视角和批评策略,将那些隐匿在文学叙事主题中被压抑或被排除的若隐若现的历史背景,以及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两种对立却又相互依赖的潜藏力量进行“挖掘”和“表述”,将文学、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使它们得到发展、表述、扩充和批评。     

超越文本: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与批评

面对来自左右阵营的攻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将詹姆逊勇敢地接过时代赋予的重担,将现代语境中占优势地位的语言文本理论与历史概念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泛文本理论与批评。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同时又借鉴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学阐释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现代转型的成功范例。文章对詹姆逊泛文本理论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内涵与特征及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     

“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本文在深入把握 2 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即 :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 ,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而我们以往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过于强调所谓的“理论思想” ,忽略了小说的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以“小说学”为观照视角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 ,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 ,将中国小说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 ,从而勾勒出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     

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

由于“精神殖民化”现象存在，他者话语进入言语结构，当代文化批判往往呈现乌托邦特征。阐释只能达到公共含义层，意图的私有化令阐释无法彻底。本文认为修辞批评是当代文化批评的取向，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正在于促成文本、作者、阐释者的多元对话。对话性修辞批评要求批评与文本的意义内核交锋，是双向言说、异声同啸而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语，这样批评才能显示其创造性。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持人语

在叙事学研究中,除文本之外,类文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本期叙事学研究专栏刊发的许德金教授撰写的《类文本叙事:范畴、类型与批评框架》一文,即对类文本叙事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考虑到以往的叙事学研究多注重文本叙事而甚少涉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论《诗经》“元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

通过对《诗经》305篇经典诗作进行文本细读,会发现“诗三百”中存在一个贯穿全书的创作原则.这个创作原则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与近现代国内外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各种现实主义有明显区别.根据《诗经》作为儒家“元经典”的性质,应将其称为“元典现实主义”.《诗经》既钟情于“典型”,又坚持了“事信而不诞”与“义贞而不回”的相互牵手;既注重表达群体诗人的丰富“情态”,也实现了“情深而不诡”与“风清而不杂”的比翼双飞;既执著于干预“人间世”,又达到了“体约而不芜”与“文丽而不淫”的交相辉映.     

试对“伴随文本”理论进行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

赵毅衡教授所提出的“伴随文本”,扩展了“文本间性”,给定了伴随文本问题的分析框架.针对其中存在的部分有待明晰和完善的问题,笔者尝试性地进行了修正与扩展.     

论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文本”的存在论含义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具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点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关切。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对海德格尔哲学分析与继承中致力于从理解的最源初的可能性进行解释,其对于“文本”的阐释也就包含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征。文本的意义流动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之间,“文本”本身具有着间性、生成性、开放性等存在论的特性。     

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

采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和视角,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文本旅行”现象重新进行梳理发现,文化异质性是《赵氏孤儿》“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建立在“变形”译本基础上的“错误”批评在中欧异质性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诸多改编本的出现则是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的结果.《赵氏孤儿》“文本旅行”的意义在于,文学交流双方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的异质性文化血液.     

新诗“题词”：不容忽视的伴随文本

不少现代新诗都附带“题词”——一本诗集、一首诗、一节诗之前所引的诗句或言辞.这是新诗独有的标记,但长期被研究者忽略.作为伴随文本,题词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功能:在拓展与丰富现代自由诗形、衍射与规约文本意蕴、呈现与记取多重文化资源等层面实现了对现代诗学的建构.它在新文学“欧化”潮流里诞生与繁盛,在文艺“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清理“五四”文学遗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与新诗、新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加之题词自身有着多副面孔,兼具“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多种伴随文本的特征,具有很大的容量和延展性,不容忽视.     

几个重要的传统文学批评文本的传播学解析

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以漫话、感悟为主的理论建构特征,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善于进行严密的逻辑思考,理论表述上也不习惯于建构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个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文本形态和话语特征并非完全由人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而是由批评文本具体的生成过程决定的。所谓文本生成过程,是指文学批评的文本是在一定的时空序列下呈现的具体的完成程序:这个程序是由批评的主体——批评家的思考、读者的接受状态、批评的客体——所批评的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以及批评的载体——媒介、语言、文字等要素根据时空序列的要求而组合的。这种组合作用的机制实际上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的结果和效果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信源)、接受者(信宿)、媒介三大因素以及传播环境互动的结果。就文学批评而言,其传播结果——批评文本的形成以及传播效果——批评观点在读者心目中的评价是由作者(传播者即信源)、读者(接受者即信宿)、创作手段、发布材料(媒介)以及创作环境互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的纠结中,其作用机制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批评主体的动机层面,也就是批评家的批评目的,这个层面大致决定了批评的主题与内容;第二是批评的接受层面,批评家设定的批评接受者决定了他可能采用的话语风格和表述方式;最后是批评的环境层面,批评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环境决定了批评文本所能采取的最终形式。根据这样的原理,我们选择了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而其文本形态又各呈特色的几个批评文本:《文心雕龙》《、诗品》《、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具体考察其传播目的、传播对象、传播情境等要素,在一般的话语行为模式分析基础上,从形式选择自由度、思想独创性、具体表述形式以及话题对象地位等四个方面阐释了几个文本在各传播因素的合力之下所呈现出的文本模式。可以看出,文本形态包括话语特征的形成,是传播学意义上“能够说什么”的使然,而不是单纯的主体心理、生理特征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制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是批评家根据具体的批评环境采取的正确的和合适的传播策略,不是什么逻辑思维缺乏的结果,恰恰相反,是中国批评家传播智慧的结晶。我们完全不必人云亦云,妄自菲薄。     

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本意义的揭示

文学活动是作者 -文本 -读者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活动中 ,文学批评所重点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存在与实现问题。文学交流可以用一种交流构成图式来解释 ,它是由作者、读者、语境、文本、联系、代码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学交流的动态过程中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居于首要地位而为批评所重点关注 ,从而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 ,当某一派别的批评将文学意义的实现与文学交流六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联系起来时 ,此种批评对文学交流整体的特殊作用也就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