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论六言之起及其体律造语

六言必以节奏的整合才成为稳定的句式,这是确定六言句式与六言体诗起源的依据,所以不能追溯为《诗》中六言散语,也与《骚》语六言不侔。六言句式出于汉乐府,建安时始有文人创制,以五句而每句押韵的组诗形式为常。六言与五、七言在齐梁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始有隔句用韵相对,从而形成六言格律的雏形。但六言以三个双音节奏不能导致五、七言律体各联的粘连,因而不具严格的格律规范,按其平仄交替之理可推四式。由于六言不具单音节以为著力锻炼,所以造语必以"自在"为尚,这是衡量六言体诗高下最为重要的标准。     

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

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

八言诗汉代已有记载,西晋时佛经中有八言偈颂,北周庾信以八言制作乐府<角调恰氟>,其时的道教文献中也有协韵讽诵的八言歌幸.然而在唐、宋、元、明的诗歌中,却罕见全章的八言诗作.清代翟灏有意识地创作八言等长句诗,亦未获得发展.这些仅存的八言作品,透露出文学史上发展八言诗的契机和尝试.由于八言句易折腰为两个四言句,兼之其偶数字句式韵律呆板和"七言以去、伤于太缓"、不便记诵的长句体弱点,在创作与接受上被逐渐淘汰.因此,中、晚唐时期七言诗体武艺术成熟后,八言等长句诗并没有发展起来,句字递增的齐言诗体演进之路走到尽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长短句词体的勃兴.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     

中唐新乐府诗体探析

文章主要探析中唐新乐府诗的诗体特征。中唐新乐府诗人在选择体裁样式时别具匠心,从中透射出他们的乐府观。一方面借鉴汉魏古乐府之体式,采用古体,有五言、四言、杂言等,风格古朴浑厚,富有情感张力。另一方面又有所新变,吸收唐代民间流行的歌谣体"三三七体"来改造乐府诗,这种体式流利宛转,易于唱诵,为时人所喜,便于实现诗人以诗为奏议的目的。中唐新乐府还采用组诗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主题,这类组诗有总题、分题,组诗内的每首诗风格一致,篇幅接近,各个单篇以某个视角来展现共同的主题,有助于深层次开掘主题,有利于传播组诗所呈现出的情感内容和艺术风格。     

生之逸兴 诗之阐微——论杜甫在成都的七绝组诗

杜甫的绝句诗计一百三十余首，包括着五言、七言绝句。几占他全集的十分之一强。吾曾论杜甫的绝句诗矣。是从它们所反映现实描写景物以及风格技巧各方面论述的，对杜甫的绝句组诗亦接触到的，然而未详焉。兹篇则专门论述其七绝组诗，以阐明其特殊成就及其美学价值。我们知...     

从《春江花月夜》诗的形式演变谈中国古代诗歌形式与音乐的关系

打开《乐府诗集》,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下共收了隋、唐五位作者的七首诗。而七首诗却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形式。隋代杨广二首和诸葛颖一首是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二首是五言六句,张若虚一首是七言三十六句,温庭筠一首是七言二十句。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古代诗歌形式演变的一条规律。     

《全宋诗》苏轼卷辨正辑补

《全宋诗》苏轼诗卷除了据清道光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录入以外,还从《永乐大典》、《诗渊》等文献中辑录一些佚诗、佚句,对苏轼集外佚诗的收集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误收、重收以及所辑不全等。对此,本文对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考察,涉及到十三首诗、八首佚句,另辑录佚句五首。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巾帼礼赞 空谷回音——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五》写作背景探究及赏析

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组诗,因其五称颂巾帼英雄冼夫人的显赫功绩,一直以来都受到冼夫人研究者的关注。从苏轼的和陶诗入手,深入探究苏轼当年撰写这组诗的背景及心境,并对《和陶拟古九首之五》的写作之源、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突出苏轼创作该诗时的背景,分析诗的内容及欣赏其艺术特色,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论证其创作该诗的地点。对苏轼从惠州贬谪到海南儋州来回的路线进行考证,对一些研究者认为该诗写于高州之说进行了分析并否定了这种说法,更进一步考证该诗写于海南儋州。     

巾帼礼赞 空谷回音

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组诗，因其五称颂巾帼英雄冼夫人的显赫功绩，一直以来都受到冼夫人研究者的关注。从苏轼的和陶诗入手，深入探究苏轼当年撰写这组诗的背景及心境，并对《和陶拟古九首之五》的写作之源、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突出苏轼创作该诗时的背景，分析诗的内容及欣赏其艺术特色，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论证其创作该诗的地点。对苏轼从惠州I贬谪到海南儋州来回的路线进行考证，对一些研究者认为该诗写于高州之说进行了分析并否定了这种说法，更进一步考证该诗写于海南儋州。     

“新诗好续浙江潮”新解

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时,曾作《寄先夫愚八首》。先夫愚,乐山市人,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学堂时的同学,当时在乐山从事教育工作。这组诗的第三首是: “杯酒难将隗磊浇,鸾飘凤泊太萧条。屈原已作怀沙赋,沈炯传来独酌谣。呦呦野鹿思芹草, 处处哀鸿怨黍苗。久欲息燕眉岭去,新诗好续浙江潮。”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在当时黑暗现实下怀才遇、壮志难酬的感伤情绪。首句借用《世说新语》“阮籍胸中垒块,故必酒浇之”之典,言自己愁闷之深。第二句喻自己虽有抱负,但未能遂愿,孑然一身。第三、四句     

即景生情 托物言志——也谈杜甫诗《望岳》兼与萧涤非先生商榷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首五言古诗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篇,几乎所有的注本和选本都把它列于开卷之首。这首诗当写于公元736年至746年间,时值杜甫正在北游齐赵之期。就诗题而言,“望”字是关键。“望”,不仅是取材的角度,也是全诗的线索。几乎每一个诗句无不与“望”字相关,这是准确理解与把握这首诗的前提。全诗八句可分做四层理解。一、二两句为第一层,写“远望之色”(仇注卷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论从古诗到律诗的语言结构发展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律诗是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古体诗发展而来的,它在南朝后期出现了雏形,到了唐代,经过宋之问、沈俭期的总结,最后完成了定型。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从古体诗向律诗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特点,但极少从语言结构这个角度来谈律诗对古诗的发展。我们所说的语言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词与词是如何构成句子的;二是句与句是如何构成篇章的。下面我们试就这两个方面来看看从古体诗到律诗在识言结构上是怎样发展的。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     

论六言诗与骈文六言句韵律及句法之异同

汉语韵律文体学理论的提出意在解释中国文学史上有关文体发展的问题。本文将根据该理论中的整齐律、悬差律以及自然音步等规则来探讨文学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何以六言诗及骈文六言句同为六音节一句,但六言诗不见兴盛而骈文却大行其道？本文先分析六言诗及骈文六言句于韵律及句法之特点,指出“文”“诗”两种文学体裁有不同之韵律要求。六言诗之所以依然为诗,全因其诗行齐整、音步自然,满足了诗律要求。然而违反了汉语诗歌结构的最佳条件,即一个诗行两个音步,此其所以不见盛于中国文学史之故。骈文则不然,六言为句,既有诗味又合文律,故畅而无碍,得其发展者必矣。     

从《诗品》看屈骚对魏晋南朝诗歌的影响

屈骚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勿庸置疑。但是,人们对这种影响,抽象肯定的多,切实研究的少。尤其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一文学体裁时,更是如此。譬如魏晋南朝诗歌在哪些方面受到屈骚的影响?受到怎样的影响?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地回答。笔者试图作一点粗浅的尝试。魏晋南朝的诗歌,以五言为主流,这是文人们从民间学来的形式,它与句法参差错落的《楚辞》也不是直系亲属。另一方面,魏晋南朝虽有过中原动乱(八王之乱),且是半壁河山(东晋南朝),但由于此时玄言的烟雾弥漫诗坛,那种破族亡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