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叔孙通制礼再评析——以与同时期儒生的联合考察为中心

《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涉及的儒者群体主要有博士诸儒生、叔孙通之弟子及鲁生。他们在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和官场的人群,成为了秉持先秦儒家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亦即"纯儒";为谋官职、利益而投身政治、迎合政治需求的人群,便成为官僚化、利禄化的儒生。叔孙通由于深受齐鲁文化滋养,其儒学素养、功底、基础都是十分扎实的,其儒者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其以仕宦原则事汉,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而其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的缺失造成的。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兼论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的方法论原则

儒学的研究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只有知识性的儒学,而无实践性儒学的局面,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必须要对儒家伦理进行解构,儒学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人学理论,它不是一般的知识系统和逻辑架构,而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哲学;它有宗教、伦理、政治三者交融一体等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儒学的实践品质与宗教性的精神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立身处事的信仰支撑和德性.本文论述了如何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具体构想.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自由儒学:儒家道德根基批判

文章旨在批判和敞开传统儒家在道德根基理解上的不同面向,探究其中蕴含的自由因素。针对儒家经典中的“为仁之本”“德之本”等丰富多样充满张力和歧义的大量相关表述,通过对孝悌之本、仁之本、恻隐之本等道德根基理解上的不同向度的考察,借助传统自身的理路和资源,消化传统儒学道德理解上的内在张力,寻求儒家道德根基自洽性转化的可能路径,澄明情感自由对于道德的本原性意义以及自由儒学的可能性。     

“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

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已经鲜明地呈现出儒家的思想特质;而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更突出显现了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的通行理解。尤其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儒"的理解,作为战国时代评论各家"儒"的总结性代表,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因应秦的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新的追求。     

批判与建构——嵇康的儒学观

嵇康作为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主要代表 ,因其“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对儒学的激烈批判态度 ,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儒学的反叛者 ,也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从嵇康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建构来看 ,他并没有超越玄学融合儒、道价值的主流。他通过对汉末以来儒学形态的批判 ,以道家人生样式为根据 ,道家之“道”为本体 ,“作用的保存了”儒家价值 ,从而建构了一种融合儒道价值的新的生命样式     

吴虞对儒家的批判

吴虞对儒家的批判邓星盈对儒家的批判是吴虞思想的重要内容。吴虞的批判封建专制，宣扬西学，称颂诸子文学，及其他思想，都与他对儒学的批判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联系，研究吴虞的思想，应以其对儒家的批判作为突破口。吴虞对儒家的批判是一个总题目，包括对孔子、孟子、董仲...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孔孟之“道”之辨

孔孟"道"即仁,下学而上达。孔孟儒学潮起潮落,当大陆低潮时,欧美"汉学家"、海外新儒家则把儒学推向了高潮。尤其是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新儒家,极大地发展了儒学。阅读他们的论述,我们却看到的是康德、黑格尔、"意志自由"、"存有"、"本体"、"自我否定"(自我坎陷)、"内在超越"等名词、术语,孔孟则犹如"失怙"之子。进一步则发现新儒家们多以"六经注我"之方式,自话自说,或把儒学引向了古希腊形而上学之传统上,或价值取向上,或上帝的"终极关怀"上。儒学的根在中国,其路径是工夫,朱子方是孔孟儒的真血脉。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

方回的理学观念,集中反映在他对儒学道统的承传谱系以及儒学的要义、精神品格的阐说上。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尊奉的是朱熹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儒学正脉是实现世道之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各种异说,则不遗余力地加以驳斥。这种价值取向和他在特定时世境遇下的心态诉求及历史反思相关,更根源于其对儒学核心内涵的体认。他既将儒学视为心性修养之学,强调通过读书致知来涵养本心;又将儒学视为实学,突出其关乎人伦、切于当世之务的精神品格。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对于矫正其时之理学流弊,乃至澄清时人对儒学的误解,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安石早年的儒家政治理想

在王安石早年的政治理想中,他选择继承韩孟遗志,体现在他诗文中所阐发的“兴遗教,振儒道”的儒士情怀。在登第入仕后,他孜孜以进不断地迈向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建言中,不断申述“二帝三王之用心”,以求“国家太平”之治,这正是他早年欲为稷契的儒家担当情怀的自然逻辑。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汉代儒学社会化成功的原因

儒学在汉代真正取得了独尊地位,中国社会逐渐被塑造为一个儒学社会。汉代儒学成功社会化主要在于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在得到统治者的权威推行和提倡下,通过建立儒学教育教化体系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儒学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