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众淫乱罪的刑事立法——以无被害人犯罪为研究视角

聚众淫乱罪属于无被害人犯罪的一种类型。我国刑法中聚众淫乱罪分为公然与秘密两种类型。从无被害人犯罪的角度,秘密的聚众淫乱行为入罪不具备法益侵害性、不符合刑法谦抑性、不符合社会需要和民意,应当除罪化。公然的聚众淫乱符合犯罪的本质,应当犯罪化。并且二人的公然淫乱也应当入罪。     

风险社会中公害犯罪之刑法规制——以抽象危险犯理论为切入点

自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以后,防控以公害犯罪为主要表现的社会风险就成为各国刑法学者和刑事立法者所关注的焦点.欧陆刑法中设置的抽象危险犯大大降低了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放松了其追诉条件,能够有效防范公害犯罪的发生.我国刑事立法也应当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国情,在刑法典中设置某些抽象危险犯如酒后驾车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等.     

弱势平等:理论界定与刑法实践

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之后,刑法中的平等就不能固守"凡具有脸孔者一律平等"的立场,而是需要引入一种弱势平等观念,即从社会正义出发,给社会弱者以更多的法律保护,给社会强者以更多的法律限制。立基于弱势平等,刑法应该正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并分别针对强者为谋取利益针对弱者的犯罪和弱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针对强者的犯罪,形成一种"重强、轻弱"的罪刑结构。     

关于刑法学罪与非罪界定的理论与实践——从《教师法》“挪用教育经费罪”的界定谈起

罪与非罪的界定是刑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界定罪的基本原则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为此必须深刻理解犯罪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犯罪的最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     

赃物罪中"犯罪所得"的含义

在赃物罪中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指犯罪所得的物或者财产上利益及其产生的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在本罪犯罪对象中,有体物是犯罪对象的核心部分,无体物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在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上,动产是本罪犯罪对象的核心部分,不动产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但是,不动产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可能会受到不动产本身属性和行为类型特征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除了物可以构成本罪的犯罪对象外,财产上利益也可以成为本罪犯罪对象.而且,不限于物化的财产上利益,即使没有物化的财产上利益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抗税罪争议问题探析

抗税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中唯一涉及到暴力的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抗税犯罪常常直接对税务机关或者税收工作人员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伤害,而且一旦发生抗税事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历来注重对抗税犯罪的惩治,惩治抗税犯罪行为是涉税司法活动的重点之一。近几年经过我国立法机关的多次修改、补充,关于抗税罪的刑事立法虽然已日渐完善,但仍有微瑕之处值得研究,在法律适用上也有不少问题需加以明晰。一、关于单位抗税行为的认定问题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抗税罪的主体只能由作为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     

基于法益保护位阶的刑法实质解释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及对法的正义性之期待,现代刑法必须重视法益保护优先性的价值.基于法益保护的优先性以及现代刑法优先保护国家安全、人身权利之规范目的的考虑,犯罪构成解释必须立足于实质解释立场,以法益保护位阶为基本划分而有所区别对待:当以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或价值性冲突犯罪在遭遇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难题时,刑法解释应该强化一和入罪或罪重解释.这是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现代刑法教义学的应有立场.     

社会救助权的可诉性及其证成

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权利,是通过救助社会弱者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救助权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特别是以可诉性为基础的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当走出传统社会权不可诉理论之误区,顺应时代潮流,肯认社会救助权可诉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     

国际刑法视域中的海盗罪

海盗罪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强行法的犯罪.在世界历史上,海盗的兴衰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很多西方学者对海盗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惩治海盗犯罪,国际社会制定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逐步确立了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原则,明确了相关的国家义务和国际合作途径,也规定了海盗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论单位犯罪微罪不诉

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无疑为打击单位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单位犯罪微罪不诉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契合,导致刑事司法实务中对单位犯罪微罪不诉的理解与适用产生严重分歧.明确并建立单位犯罪微罪不诉制度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相关制度的设计应包括单位犯罪微罪不诉的条件,对犯罪单位本身和内部直接责任人员可部分起诉、部分微罪不诉,以及微罪不诉的效力及不诉后的处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身份犯与其相关概念比较研究

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在对传统身份犯的概念进行评析后提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具有类罪特征、主体特征和法律特征三个基本特征.根据身份犯的概念和特征,将身份犯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职罪进行了比较研究.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出罪。     

论刑法中的高利贷及其刑事可罚性

高利贷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刑法中的高利贷是指为牟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而放贷，并以暴力催收来降低放贷风险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其犯罪性和可罚性并非基于放贷本身，而是基于其所具有的引发暴力催收犯罪的高度危险性，是为了预防暴力催收犯罪而提前惩罚放贷行为，但这并不妨碍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认为高利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高利贷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存在与高利转贷罪相比法定刑过重的问题。对于不以暴力催收为后盾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不作为的窝藏、包庇否定论

处罚不作为犯只能是例外,处罚的前提是负有作为义务,或者说不作为与作为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窝藏、包庇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能由不作为构成.事后知道是犯罪的人或者赃物而保持原有状态的,由于缺乏积极的作为,不构成犯罪.不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告发犯罪,以及在法庭上一言不发的,均不构成包庇罪.     

罪与罚的渊薮——关于黄孝阳长篇小说《人间世》的种种

凡是罪，必有罚。可怕的不是罪，而是为了寻找惩罚，主动去犯罪。——这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状态以来，在生存层面上最隐秘的一个困境。困境在于，所谓“上帝”不存在了，人获得了短暂的灵魂性的自由。这自由释放的瞬间，人类诞生了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共产主义、解构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等林林总总的“原则”。     

行贿罪理论与司法适用完善新探——兼论犯罪意思理论的发生与价值

行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或便利的犯罪意思,这是区分此罪与彼罪以及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应从二元行为无价值的观点出发,探讨犯罪意思作为一种主观的违法要素在犯罪论中的地位和价值,即特定的犯罪意思应当在犯罪目的和故意之外限制解释构成要件,发挥补充定罪的功能,应当完善行贿犯罪的相关立法,使犯罪意思理论和司法实践相协调。     

论犯罪与刑罚(续)

二、正确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 不论什么社会,犯罪都有两种情况:政治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政治犯罪在我国就是反革命罪。如何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历来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在司法工作中,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就是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     

论犯罪中的法律预防

犯罪的法律预防分为罪前法律预防、罪中法律预防和罪后法律预防三个阶段 ;罪中法律预防的途径是犯罪预备的控制、犯罪未遂的控制、犯罪中止的控制。     

罪刑相适应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分则按照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共性,将所有犯罪划分为八大类。就刑罚的比重来看,基本上做到了重罪重刑、轻罪轻刑,使法定刑的布局大致反映了不同类别的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差异性。以可判死刑的条文为例:反革命罪直接危害国家政权与社会制度,其社会危害性居各类犯罪之首,相应地,反革命罪一章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条文规定了死刑。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轻于反革命罪,仅占总条文的五分之三左右。余者,死刑条文比例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递减。这说明,立法者在制定刑法分则时,曾力图使法定刑的布局与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从司法认定角度分析职务侵占罪

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看,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加强对职务侵占罪的分析研究,并科学区分该罪与盗窃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等相关罪名,以推动该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的精细化、合法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