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儒的名义和儒家起源

<正>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是一般公认的历史事实。三四十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辩论。胡适在一九三四年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五万字的长文《说儒》。这篇文章首先对章太炎的《原儒》提出疑问,表示不满。然后论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穿的是殷服,行的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柔顺的人生观。再次说明儒的生活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孔子的贡献就是把柔懦的儒改变为刚毅进取的儒。胡适是针对章太炎提出问题的。太炎的《原儒》认为儒有达名、类名、私名三种不同的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

先秦儒家,经孔子删定《六经》而定型,孔子死后,遂亦分裂。据韩非记载: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迨至战国,孟、荀二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流派。 孟、荀二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治学方法不同,虽然他们都属于儒家,在政治上都主张结束春秋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在思想上却有较大差异,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讲仁义,荀子主张隆礼;等等。因此,在后的荀子不仅骂子张、子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而且对孟子乃至子思进行了猛烈抨击,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此种谬说流传,实“子思、孟轲之罪也。”     

儒服、儒者与殷商宗教生活考论

根据《墨子.公孟》的记载,公孟子穿着儒服,儒味十足,具有一定的儒家背景,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保守、地道的儒,至少他相信并引用过儒者的名言。《礼记.儒行》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而孔子则回答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长。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章甫是殷商玄冠之名,属于一种用缁布制作的礼冠。如果儒服即是殷服,那么,儒礼也就是曾经推广并盛行于有殷一代的古礼。孔子的祖上一度是殷商王朝的宋国贵族,上溯三代,也出过鲁国的武士。故孔子既有殷人的血统,也有周人的血统。周初时期,那些自觉保留了殷商文明的前朝遗民开始被称为儒。殷人中的祝、宗、卜、史并未随商的灭亡而消失,现实社会的祖先祭祀、土神信仰与上帝崇拜造就了一定数量的礼俗专门职业者,所有的郊祀、祖祀、社祀都必须依靠他们而进行。殷周时代的宗教生活催生出了儒者阶层。     

荀子的学术性质之我见

关于荀子的学术性质 ,古今共有三说 :儒家 ,法家与“自成一体”说。笔者认为 ,这个问题需认真探索。在《荀子》中第一位的概念是“隆礼” ,即“礼”是他的思想核心。《荀子》中也讲“法” ,但始终未将“法”作为其最根本的范畴 ,所以荀子本质上非法家。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 ,儒家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二者完全不同 ;而且 ,荀子对孟子的“仁政”、“性善”、“天命观”等 ,都持批评态度 ,因此荀子也不能为儒家。认为荀子在学术上“自成一体”有一定道理 ,但对“自成一体”要具体化 ,否则容易将其说成“杂”家。荀子应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独立学派———荀家。 1.司马谈关于百家的划分未将“礼”作为一家不科学 ;2 .“礼”原是春秋时期早于儒、法两家的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礼治” ;3 .“礼”只是儒、法两家产生的思想前提 ;4荀子将“礼”又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 ,使其成了一个有完备理论系统的学说     

论荀子的儒学批判及其“大儒”理想

苟子笔下之儒,名目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之儒,贱儒、俗儒是也;二为德虽不贱,才智平庸之儒,陋儒、散儒、腐儒、瞀儒是也;三为德行高尚、才智皆具之儒,小儒、雅儒、大儒是也。荀子深刻批判了各类儒生。他最赞赏道德高尚、才智开通、明于治道的大儒。荀子构建的大儒政治体现了其学说“隆礼效功”的中心原则。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傅斯年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重新解读

傅斯年在其论著中,对孔子及其学说予以了重新解读,在儒者的起源、孔子与经典的关系、孔子学说的内容以及孔子学说成为正统和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原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别样的看法。他认为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孔子删《诗》说“乃汉儒造作之论”,《易》和孔子及儒家没有关系,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虽不能确定,但其思想却是孔子的。孔子的政治论和天人论都表现出过渡的、转变的色彩。宗法不亡、适应新兴阶级需要及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成为正统的原因。传人多、影响大及秦汉以后社会无大变动,使儒学得以统治中国社会达两千年。     

宋儒视域中的《荀子》周公论

周公作为历代儒者心目中的楷模,其言行事迹往往备受关注。《荀子》中塑造的周公形象,宋儒多有指责批评。针对荀子塑造的以求贤待士为职能核心的周公形象,王安石批评荀子不明法重于人的道理,认为荀子笔下的周公与三代治道相背离;针对荀子塑造的践天子之位的周公形象,程颐批评荀子不晓君臣之分的大义;针对荀子塑造的不拘恭俭的周公形象,孔文仲批评荀子不知恭俭的实质,认为是对真实周公的歪曲。宋儒对《荀子》周公论进行批评的背后,关涉着各自的思想立场以及现实的政治环境。宋儒对荀子的批评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同时也反映出宋儒较之原始儒家在外王学方面的相关缺失。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杨炳及其《习武序》的历史贡献

清康熙朝的御前侍卫杨炳,武功出众,文武双全,并以武致仕。他技艺绝伦,人品高尚,功绩卓著,所著关于梅花拳的重要著述《习武序》,把东方传统儒家思想与梅花拳理相融合,从而成为梅花拳的文武大法,并为义和团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杨炳及其所著《习武序》在中国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

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以仁政、德治为价值指向的。因此,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的先秦儒家,势必要寻找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根基。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