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简介

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是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为了整理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搜集和选择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历史资料约六十五万字,编成《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一书,并在去年九月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就提供了一部分有关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举行的一次重要     

太平天国时期通商口岸的城市起义

城市起义,是指市民武装夺取城市政权,摆脱封建中央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小刀会经长期酝酿、扩展势力后突然举义,使清朝官府“戎兴肘腋,猝不及备”,上海县城遂落入起义军手中。同期的闽南小刀会起义也可算是以厦门为中心的城市起义,与上海起义的性质基本一致。在中国历史上,反封建起义最初一般都是啸聚山林、占山为     

评东南社会变迁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小刀会的各种不同于传统秘密会党的特色,都源于东南社会变迁。五口通商后受洋货直接冲击,传统农业、手工业破产;传统秘密结社天地会支派随移民进入沪地,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关键性因素。此时的商贸环境使小刀会重视商贸,“洋人”环境使小刀会面临复杂的外交关系。     

上海人民怎样拥护太平軍

1860——1862年上海人民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太平軍进軍上海的斗爭,是上海人民繼小刀会起义后,又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在上海人民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輝灿烂的一頁。 1855年2月小刀会突圍以后,上海的中外反革命統治势力便加紧了对上海人民的压迫和奴役。西方資本主义侵略者在“租界”內組成了殖民政权机构“工部局”、“巡捕房”等等,1856年又从中国人手里正式夺取了海关,使上海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上海人民不甘心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     

晚清上海外语培训班勃兴之缘由

1843年以后,作为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前沿,中外交流日益增多,英语的商业价值逐步凸现,渐受重视,租界的设立使得中外交往成为必然,服务业、文化产业、公共事业等领域相继对人才提出了外语要求.此后,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战事的相继爆发,客观上又造就了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为"外语热"的兴起推波助澜,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随着英语人才成为各大洋行争相抢夺的对象,各种英语补习学校遂应运而生,大行于世,成为十里洋场的一道风景.从1862年第一个外语培训班诞生以来,晚清上海社会先后有200多家以外语教育为主的培训机构问世.     

“小刀会起义与近代上海”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3年6月12日,由上海市历史学会、南市区政协、南市区文化局、上海豫园管理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40周年暨“小刀会起义与近代上海”学术讨论会在豫园绮藻堂举行。各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60多人出席了会议。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租界文化的形态与特征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突然崛起的城市,不管说上海租界是民族屈辱的象征,还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它在事实上生成了租界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从城市文化景观、租界的制度文化、租界人的文化构成等方面阐述租界文化的基本特征.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租界文化特征的阐释,对于推进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多元文化与上海的都市化

上海从七百年前的一个小城镇,突变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独特的地理环境,海运发达,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和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殖民主义者、商人、冒险家,无不纷纷涌入上海,以期展其才,逞其能;江浙等地的巨富、豪绅以及破产农民,亦纷纷来沪,避祸或求生存。上海顿时成为一个华洋杂处的移民城。因多元文化的撞击,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但它的发展是畸形的。解放后,政府对这个大都市在加以改造的同时,鼓励对外以及市内的人口流动,从而使上海人更具有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宽容、灵活、开放的新特质。这是上海继续改革开放的软件,进一步都市化的保证。     

论上海租界与租界文化

上海的租界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先导性的文化范式,是依托租界生发出来的一种以混合中西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殖民性、混合性、近代性、自治性,成为上海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

近代以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兴起了大量同乡组织,其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自清末民初始,河南旅沪同乡相继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在原籍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河南旅沪同乡会于1930年成立。它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确立了活动宗旨,以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在逐步融入上海城市的进程中,保持了上海与家乡的桥梁地位,为家乡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不过,虽然它为自身的生存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因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河南作为家乡的破败,其事业的发挥亦不稳定,最终走向解散。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论唯美主义思潮中的中国新感觉派

中国新感觉派产生于唯美主义盛行的上海文坛，必然和唯美主义发生了联系。感官刺激与声色享乐的唯美主义，在人生观、文艺观以及偏重艺术形式上都影响了新感觉派。而这些影响又和文学作品的消费性有关，是新感觉派作家在文学的商业背景下的主动选择；此外新感觉派又大力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在增强了文学的商品性之时也丰富发展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     

光复会和上海光复

今年是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光复会是同盟会的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光复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共同策划,举行武装起义的;“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也有劳绩。不久,陶成章被刺,光复会解体。本文根据史实,对此进行探究。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霓虹灯下的叛逆——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寻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它的产生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独特的政治氛围、浓郁的商业气息以及发达的报刊行业有密切关系.本文侧重分析了海派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契合.     

程乃珊作品中的旗袍书写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比较善于对中国传统的经典服饰——旗袍的书写,她的很多作品都成功地运用旗袍这一意象来塑造人物,推动故事,表达情感。《旗袍呤》和《上海街情话》就是以旗袍为载体,描摹了新旧时代交替下上海小人物的生存挣扎、爱情追求、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     

从《谭正璧日记》看一位近代学人的养成

20世纪著名的文学研究专家谭正璧的日记手稿,保留了他自1917年到1924年间的日记。在此期间,处于成长关键期的谭正璧数度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炽的上海。日记展露了他敏感多情、秉直尚侠和善改易变的鲜明个性,留下一张自绘的"青春写真";谭正璧酷爱读书,日记亦记录了他从适意泛读到专事研究的阅读变化,以及在阅读中如何摸索出一套伴随终生的治学方法;谭正璧通过日记标记生命刻度和留存著述资料,也将日记当作日课以磨砺心智和训练写作。他的经历展示了一个近代学人的自我养成,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碰撞下求学治学的缩影。《谭正璧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谭正璧和了解20世纪早期上海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民国前期粤商文化在上海的辐射效应

广东受西风熏染较早和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因素活跃,在近代观念传播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民国前期粤商文化主要通过粤籍华商在上海的拓展而产生辐射效应。经过长期融合,旅居上海的粤商逐渐融于当地,丰富了沪市商业文化的内涵,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并增强了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

1921年以前,在上海城区中,较之公共租界、华界南市与闸北,法租界在城市化进程中占有后发优势。1914年,法租界面积大扩张、城墙拆除、洋泾浜填平,使得法租界与城厢内外、公共租界连成一片;法租界城区规划严格,环境幽雅,人口密度低,地价便宜;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政治上也比较安全。这样,法租界便获得空前发展机会,成为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国民党政治精英包括孙中山、章太炎、李书城等集中居住在这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化精英,包括中共一大实际筹备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也集中居住在这里。法租界俄侨众多的特点,也为帮助中共一大举行的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外国人活动提供了方便。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法租界成为中共一大举行的比较理想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