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以朝廷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为视角

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实质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正当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与信仰,其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治乱。在传统中国,被统治者对君主的认可和信仰是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君主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而且通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践行价值观,从而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是君主践行儒家天道观,正确履行其职能,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信仰的重要举措。"雍正五年条例"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命名是建国之初特定政治语境与审美语境的产物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编纂和教学实践的检验 ,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到了新时期遭到质疑和挑战 ,重构学科意识与重写文学史已进行了突围性实验和积极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口语诗”问题综观

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的蜕变特征之一是口语化诗歌写作的出现,早期表现为对朦胧诗的反讽与调侃,后转为对口语语感的强调与信任。从口语化诗歌的历史维度看,口语一直作为非诗的因素出现,但也不断获得融入诗的合法性。就语言本质来说,口语与书面语是一种伪对立,它们常常成为关于诗歌语言风格的不同观念之间,或者是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斗争工具。"口语诗"背后的诗学事实在于,"口语诗"的形态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诗歌本身就在创造书面语,诗人应该利用一切语言资源,来恢复被传统与惯例所阻断的语言及经验的生命力。     

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区域,德语中的市民社会与英语世界的市民社会概念涵义存在着歧义,并非完全同一。相对于德语语境来说,发端于英法等国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携带着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而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还存在着历史文化意识在其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附着在国家之中的,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德国文化意识的统一体。     

《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报告”的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当叙述信息之于纪实的可疑性是无须对叙述内容的真伪作材料的考辨即可从叙述本身作出判定时,其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在报告文学中就成问题了。本文通过剖析《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认为前者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作者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这差异使其在纪实文体中难以具有合法性;后者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及其情感、情绪倾诉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既使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作风,也契合报告文学文体张扬作家"自我",凸显反思理性,赢取诗性特质的内在要求。     

“汉语神学”的“汉语”问题——基于对刘小枫关于“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的思考

"汉语神学"自从出现以来,关于"汉语神学"本身的问题以及合法性问题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和分歧.关于什么是"汉语神学"?是否存在一门叫汉语神学的学科?它和西方的神学有何区别与联系?如何理解"汉语神学"的汉语问题?大多数的质疑和争议有一部分集中在这些问题上,究其原因,大致在于"汉语神学"区别于本色化或本土化的叫法以及对"汉语神学"出现的历史和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非常清晰.本文从"汉语神学"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背景出发,尝试从理论上分析"汉语神学"的"汉语"的问题来回应"汉语神学"由名称而引发的概念理解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 ,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 ,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 ,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 ,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 ,由于历史的原因 ,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 ,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 ,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 ,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 ,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 ,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 ,就显得尤为重要     

“反差转合”的“调和折衷”——从一条注解看“京派”语境下朱光潜的认同建构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十四章"艺术的创造(二)"中出现了一条注解,以周作人与废名的创作观比附、阐释"反省"与"直觉"的创造方式。这是在误读克罗齐"直觉"说的基础上出现的纠偏,反映了"调和折衷"的美学思考对京派"反差转合"的文学趣味的呼应。朱光潜在文化共同体机制的权力运作中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同时,也试图在学院环境中重建与传统和特殊历史体制的关联。但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未能与社会维度合拍。《文艺心理学》及其早期"京派"语境下的探索的意义恐怕在于,探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关系,帮助自身实现认同和建构群体身份,并最终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略论康有为的《论语》学

康有为认为 ,《论语》虽辑自曾门后学 ,且在流传过程中屡遭变故 ,但仍有研究价值。为了凸显《论语》与当下社会的关联 ,张扬其时代价值 ,应执从今文《论语》 ,剔除伪窜之刘歆《古文论语》 ,借助西学创造性解释《论语》 ,以便将《论语》打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合法性依据。康氏上述所为 ,在《论语》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愚民”说考辨

老子对于“愚”、“智”的概念,有着独特的观点与表述方法。历来研究老子者,多未能理解这一点。囿于其“绝圣弃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词句,认为老子意欲愚民,持这种观点者,由来已久。如吴澄云:“老子生于衰世……其民浇伪而有知;善为道者,化民为淳朴,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道德真经注》)建国以来,老子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几乎众口一词,断定老子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主张愚民。论定老子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者,持的是这种观点,如张立文同志;认为老子是反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的同志,也依然存在是否欲愚民     

权力合法性的概念及历史演变

目前国内学界经常提到合法性的概念,但是合法性的内涵外延仍界定不清。本文主要对西方语境中的合法性概念进行一番梳理;同时阐述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判断权力合法的标准,最初是“客观秩序”,启蒙时代发展为个人同意,从而奠立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石。其后,韦伯等人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断了对合法性规范主义的探索。哈贝马斯对此展开批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这也就是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危机”。     

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

季氏当国，把持鲁政，鲁昭公于廿五年立意铲除季平子势力，大夫子家驹以牛马尚能“对委己者柔”的道理相劝阻，隐喻鲁国民众则也会“顺于食己之人”。但未被采纳。结果政变流产，昭公长期逃亡国外并客死晋邑乾侯。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篡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于是“得民”比“得名”更有道义力量。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     

“文化工业”标准化与文化产业标准化语境之辨析

"文化工业"一词最早出现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因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呈现出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等特征。时过境迁,当今社会的现实语境早已不同于七十年前,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标准化问题需要放在一个不同的历史和理论框架中重新加以讨论。本文回溯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创作的历史背景,比较文化工业理论与目前文化产业现状的语境变迁,明确标准化建设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喜读杨伟立著《前蜀后蜀史》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又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但宋人为了崇尚赵氏皇家,往往贬斥五代,尤视十国为僭伪,认为不足称道。后世竟信耳食之说,不加详察,而对于前蜀后蜀,     

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与“反美学”

本文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与“反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解构主义对逻各斯、知识-权力、文本真理、历史真实、欧洲中心论、性别神话等真理话语进行了全面消解.标准的相对主义和认知的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真理话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代派的反美学与后现代的反美学在当下的后现代语境中都与“真理”危机密切相关.前者是致力于“审丑”的否定艺术,后者彻底打破了传统美学的求真意志和审美情结,当今中西学界流行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正是后现代反美学兴起的表征.     

朱子的“正统论”

朱子的正统论着眼于"一统",强调统一对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作用,朱子提出"无统"说,也是建立在他对"一统"的强调之上。正统强调的是政治秩序本身的价值意涵,而不涉及过多的价值理想问题,但是朱子强调政治秩序是政治理想实现的前提。蜀汉在朱子那里是作为"正统之余"而存在,其正统性并不在于其创立者本身的德性,曹魏非正统同样如此。     

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论语》中“孝”思想探析

《论语》中孝的起点是个人的修养,家庭领域的孝是家国同构中的重要基础,所以重点分析了孝在家中的合法性以及行孝的具体表现。认为在现代社会,孝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应使孝回到其家庭道德的本来和应有的地位,其合理性还是在家庭之中。     

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一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     

“民俗宗教”新论

“民俗宗教”是群体内对精神存在信仰模式化生活方式的集体表现,具有“信仰”与“仪式”两大体系,包含“民俗”与“宗教”两层内容,体现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民俗宗教”虽然与制度性宗教具有本质上和功能上的相同意义,但其未被建构在制度化的体制内,而是被排斥在国家认可的五大合法性宗教之外。实际上,“民俗宗教”是一种宗教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模式,其应与制度性宗教具有相同地位,应该而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制度化宗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