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前沿学术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根本性意义""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中国思想"等问题的回答,有着密切的内有关联。破解与消解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将归结到重建中国哲学自身的话语系统与学科范式等方面。同时,经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起到了部分地消解作用。     

中国哲学概念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专题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前沿学术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根本性意义＂＂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中国思想＂等问题的回答,有着密切的内有关联。破解与消解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将归结到重建中国哲学自身的话语系统与学科范式等方面。同时,经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起到了部分地消解作用。     

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国哲学”范式建立过程的考察 ,结合当代中外学者的基本立场及形而上学发展的大致历程 ,指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后须回到对“什么是哲学”问题的重新审视上来 ,作者认为中国没有后物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我们虽然可以说中国有哲学 ,但必须根据语境的变化去重新探寻中国哲学的自我表达形式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本文认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 ,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 ,以便在“哲学”的视域 ,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兼析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不断见诸于报刊杂志,这个问题甚至还引起了不少人的"焦虑"和"担忧",以至于成为2003年的十大学术热点之一.然而,作"合法性"这样的概括是含糊的,表述是不准确的.这样提问题的人没注意到、也不了解近期中西比较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在方法上还囿于西方哲学的旧框架.实际上,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已经跳出了"中国有否哲学"即所谓"合法性"的圈子,而重在摒弃对西方哲学的依傍,实事求是地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有望更新哲学的观念,从而为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今后的发展开辟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

一 哲学是最要求概念的清晰性、确定性的,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又是最不确定的.两千多年来,"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一直纠缠着哲学家.每个哲学家或哲学学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这同一个问题,但答案却各异其趣.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抑或两千年来哲学家的智慧欠缺,不足以诠释?我想问题在于哲学所应指的领域的不确定性以及哲学家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确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主张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再讨论

自2003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2004年"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问题"分别被评为当年学术界的十大理论热点之后,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已沉寂数年,但这场讨论给人们带来的反思并未结束,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仍有进一步开展讨论的必要。深入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目的在于完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内涵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讨论,研究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并非要颠覆中国哲学学科,而是要努力使问题得以澄清,通过提供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可能途径,把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中国哲学学科未来建设与发展不无裨益。     

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无疑处于初创阶段,研究范式的讨论对于该学科沿着规范轨道生长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决定了范式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注、解读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解读中国问题,可以从哲学高度认知,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境遇定位,从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观照,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揭示。中国问题在于现代性的缺乏的根本特质决定了打通问题进入范式并形成问题范式之通道,以理性多元、立宪民主和公民理性为基本维度的公共理性成为极为重要而有效的理念诉求。以此为范导,立足中国语境,可以也应该构建起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了“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而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充分展现中国思想的独特价值,现在的哲学教育如何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又是上述大课题下的子课题。从发展前景看,中国智慧的独特性和哲学的学科规范学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就哲学本身而言,向我们这个时代敞开问题的论域则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如何协调哲学的专业训练和哲学的创造性,则是当下哲学教育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建构

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初创"中国哲学"的系统、厘定"中国哲学"的性质、开掘"中国哲学"的价值、谋划"中国哲学"的规范。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及所表现出的诸多主张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解决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达"等问题,都富有启示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用思想引领中国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学说和学养与当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学术与方法、学术思想与时代精神、学术发展与社会命运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中国社会发展命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为此,中国学者应努力钻研,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理论.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能否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各个方面都革新了西方哲学，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重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面临很多质疑，乃至出现了哲学终结论等危机。那么，信息哲学能否同样解决现代西方哲学问题？首先通过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现状和相关观点，指出其危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核心问题即对哲学本身的遗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即通过哲学自身的可“通透”性来把握和运用哲学，看清它和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分析及其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比较，指出它存在的“通”和“不通”之处，以及它为何比其他哲学更具有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朴学的误读——兼论实证主义在近代中国

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往往比附于西方哲学。这种方法是否恰当值得检讨。将清代朴学类比为西方实证科学,认为朴学是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一个范例,即是一例。这是对朴学的误读。朴学其实有其内在的学术发展规律,是中国学术土壤中结出的果,它与西方实证科学完全是两回事。受实证科学影响发展出的西方实证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而接受实证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学者,其实不论对实证主义还是对中国哲学都有误读的成分。厘清这些成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特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