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论与存在论阐释学的分歧和互补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及中国古代阐释学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从正反两方面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支撑。不同于存在论阐释学以现象学原则和存在论层面的生成性真理为根基、以个体的当下感受和经验为阐释内容、以理解的开放性和无定解为阐释效果,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和共识真理为前提、以共通性的公共理解为内容、以阐释确定性和最大范围的公约性为阐释有效性的标志,其目的在于以公共理性检视和规范个体阐释,弥补个体阐释在阐释效果公约性和有效性上的缺陷,彰显文本阐释的公共性认知功能,履行文艺回应社会的责任。     

论阐释的公共理性

阐释行为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理性认知,当这种理性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交融而集凝成人的公共理性时,在本质上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认识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上它是作为基本主体的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公共理性这个场域,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判断和理解,阐释才能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在人类的阐释行为中,公共理性的目的:一是满足阐释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求,让其成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共享和公用;二是促进阐释客体达成意义的确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由法则进行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由于在阐释行为的实践中存在着普遍的误读,阐释的公共理性因而具有范式价值和意义。在获取事实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认知、理解和确证混杂的、异质的、重合的乃至矛盾的文本意义复合体,为促使人们的阐释行为形成真理性的理性认知奠定范式基础。在确证知识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反对虚无主义阐释,建构一种人际间的阐释理解关系,以自身的公共性发现文本的共性,进而形成关于文本公共性的理解和共识的范式路径。     

公共阐释论的合法性辨析

<正>在人类个体生存体悟与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的丰富性和歧义性交相萌生,因而如何建构具有可公度的公共阐释一直纠缠着众多理论家。本人从中西文学理论视野探讨张江教授提出的公共阐释论,通过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梳理,辨析公共阐释论的学理基础及其限度,并进一步追寻公共阐     

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公共阐释论”与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空间性、同时性——论“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的内在关联

在"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就是审美活动作为流畅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在这一前牵后挂、晕圈化的愉悦过程中,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且这一时间意识是由审美主体与特定的、高度固化而不可能进行化约、改易的构成艺术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关系所奠基的。西方当代文论中的"强制阐释论"倾向就是以科学主义的无时间性、非时间性来僭越审美活动的时间性,取消了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流畅性及其空间构成的固化。就"公共阐释论"而言,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性的针对文本的审美活动,都会呈显原发性的、前反思的、前理论的公共状态,而且这一公共状态的内在机制正是"同时性",也就是高度固化的、时间意识相位完全一致的审美活动作为域状时间在不同审美主体之上的演历,文本自身的意蕴与阐释活动自身的意义皆然,审美共同体的产生正是审美时间视域的再生产。     

公共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公共理性范畴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的,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理解做出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阐释.在当代,公共理性具有双重认知维度,即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自我理性的认知维度为出发点,其最终取向是社会理性维度,目的在于寻求沟通、实现合作、达成共识、塑造公共话语平台.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理论敞开

<正>阐释的公共性问题是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的重要的阐释学原则:"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阐释是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而居间说话的。"(1)在这个理论论述中包含了如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把阐释活动与社会公共行为结合起来,阐释不仅仅是西方早期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阐释,也不仅仅是本体论或工具论意义上的各种专门文类的阐释,还是广泛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公共行为;其次,强调了作     

论基于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函数

现有的社会福利函数以效用来表示福利,由于效用的主观性,以及效用没有表示出福利的非支付性的本质内涵,因此以效用为基础的福利函数没有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可以计量的社会福利。以公共物品表示社会福利,数值大小明确,可以计量,公共物品本身包含着福利的非支付性和公平的内涵,而且公共物品的水平可以明确地表示社会福利水平,在此基础上给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     

论公民参与和公共管理

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一个重要标志,能更好地体现公共管理的民主性、服务性、透明性和有效性。本文不仅从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治理和善治的视角,分析了公民参与的理论基础及模式,而且提出了要促进公民参与,必须大力发展社区建设、第三部门、电子政务及其相应的制度。     

文本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理性阈限——兼论建立一种文学批评“公共阐释”的必要性

文本意义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任何文本阐释均具一定限度,该限度虽不可明晰定义但却实存于文本阐释之中并可理性预期。文学阐释的开放性同样须顾及作品可预期的意义边界,以其阐释限度的自觉来确保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阐释学征象在于:对作品的多元价值判断往往覆盖了文学阐释应有的理性底色,在阐释的不断翻新中,作品"意义"变得无际无涯,泛化的阐释最终导致对文本意义的疏离。鉴于此,文学批评须重提阐释对自身的理性要求,通过建立一种具有话语规约性质的"公共阐释"增强意义阐释的有效性,由此彰显其批评活动应有的内在尺度与话语空间。     

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论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

波普尔在扬弃方法论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人文科学理解论等基础上建构了以"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猜测一反驳法和第三世界理论为前提,以方法论约定主义、科学方法的统一性理论和独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境况分析法、客观理解法和渐进技术法为内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渡普尔正是依凭其独特而新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推进了西方科学方法论、行为理论以及理解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论国家公共权力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公共权力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解读为切入点,研究国家在现时代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随着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对立的消失,国家的公共权力性质将会突显;公共领域是国家公共权力存在的合理性界域;在现时代,应当加强国家公共权能作用。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的具体化——论特别财产限制的补偿

本来意义上的公共负担源于社会契约论,直至近现代为财产权利的社会责任理论所正当化。不过,提出财产权利社会责任理念的国家福利主义者并不反对对公共负担予以必要的限制与防范。对财产的特别限制必须予以补偿即是对上述限制与防范的制度体现;它和“公共需要”标准共同构成了对权力征收行为的限制。从而在财产权利的社会责任与财产的权利防御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展现了从古典形式主义法治向新立宪主义流变的图景。     

公共理性与公共协商的辩证关系探索

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形成的社会基础;多元力量的沟通和整合形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的互动关系.公共协商中,多元力量就宪政框架和基本正义问题所达致的共识推动了公共理性的生成;公共理性又指导着公共协商的进一步开展,以整合社会力量、包容多元理性、提升公民政治素质和提取公众对政治社会的忠诚.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历史理性的生成论阐释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自然、历史与人的存在是统一的,都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历史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既不是人的先天本质,也不是神的意志,更不是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的理性和社会理性。因此,历史理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只能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同,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就会形成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历史理性内涵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是一致的,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丰富性到近代理性齐一再到现实的丰富性的过程。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海洋公共危机:内涵拓展与政府应对

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海洋的作用,各国也纷纷将眼光从陆地转向海洋,拉开了争夺海洋权益和资源的序幕。伴随而来的则是海洋公共危机频发的现状,海洋公共危机研究迫在眉睫。本文在对海洋公共危机的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性思考,认为目前要加强对于新型海洋公共危机的研究和管理,这一过程需要以预防为主,并在国内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机构和长效独立的协调机制,同时联合国际社会进行共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