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当然要具备诸种条件.但某部著作的出版,亦往往成为一门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史”这门学科.“文化大革命”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家,而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当代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1979年起,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被介绍到了大陆,随后一些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又有独立出来研究的趋势.1991年,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台湾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80年代后期起,人们在研究中又逐步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同于大陆文学,也不同于台港澳文学,应该专门地进行研究.     

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重写"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再"重写"中,这门学科本身也不断从年轻走向成熟.本访谈约请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从现代文学研究的性质、意义,8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的方向,该学科目前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等许多方面,结合个人经历,做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论述.     

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中国现代文字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前提就是它的文学历史的完成与文学观念的建构.如果将现代文学的历史时间确定为1917-1949年,它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事实存放在时间的深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却不可能终结,由此不断生成新的文学观念.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在香港的开拓者

曹聚仁于1995年来香港后不久,分别出版了《文坛五十年》正、续编.这可能是香港文学评论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行历史考查的最初尝试.不过在五十年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寥寥无几,把它作为一门学科看待的人更是没有.在香港各所大学,均没有人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即使有研究成果,也大多散见于作家作品评论,或附属于回忆录中.这就是说在大陆开始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时候,香港限于历史条件和研究力量,未能作出相对的回应.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问题——以古代中国文学的史学传统为切入点

论者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①,涵盖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大学科分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例如,在现有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上述两大学科分支合二为一,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国标学科代码75031).     

"纯文学"观视野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纯粹化,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得到认同.但是,"纯文学"观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虽使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却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其阐释话语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     

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基础上的。198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取得了主导地位。两者的矛盾导致述史过程中的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在认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上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还没有重大到要瓦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依存的基础,两者在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本质区别方面,依然具有共识。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从而使建立在文学革命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许多原来被排斥的旧派小说、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正在纷纷要求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陷于意义混乱和学科膨胀的解体危险中。这种危机背后,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在取得话语的权力。但是这种文学史观承担不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崇高使命。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还应该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     

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学和学科规范的影响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学科形态逐渐向现代学科形态转型的结果。其形成始于1920年代后期,在1930年代初基本完成。具备了相应的学科基本理论、学科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起到了主导和主体的作用:在五四时期,他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五四以后,又倡导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超越外部与内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转换与互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问题.分析其背景和意义,可知它是在回到文学本身、对文学性的维护和坚守的语境中出现的,它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倾向.文学研究应以对象为基础,应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研究方法是为了对象和问题的存在而存在的,它应根据对象实现转换和互动,应该超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走向文学的综合研究.     

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趋向

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构建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近代文学学科自建立以来,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迫切和紧要的是确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构建近代文学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今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女性文学、翻译文学和文献学三个方面.     

"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勃兴，所涉内容和范围不断丰富和拓展，研究成果的数量空前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已初步形成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景观。当前，在研究中认识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更新文学观念，重构思维方式，丰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而提高研究主体的水平，主要是提高其理论修养和丰富其知识结构，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的意义。为促进这门学科的长期发展，一则要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二则要提高学术水平；三则要克服偏见，端正认识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关键在于探索其联系性与互通性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是进入21世纪治史者的新探索和新实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它所涵括的文学对象千姿百态,欲将其纳入新结构书写成逻辑严谨的通史文本,关键在于探察不同文学形态或系统的联系性和互通性.现代中国的形态各异或系统多元的文学之间的联系性与互通性,应该从“人的文学”与“创作总根于爱”两大视角切入而进行深度探寻与察找.     

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阈的厚重之作——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大家任教,穆旦、汪曾祺、杜运燮、郑敏等文学名家的出现,一个个闪亮的名字照耀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之路.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了解到,这些文学大家的任教和文学名家的诞生,与西南联大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有着某种重要的关系.但是,苦于诸多原始材料在抗战的烽烟或时间的流逝中被毁,我们只能窥其冰山之一角.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何在民族的空前灾难之前,结成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文学社团?如何在大师们的指导和帮助下,用各种文学方式去书写、去表达,并逐渐磨砺成一把把文学"宝剑"的过程,只能停留在许多同人的想象和期待之中.说想象之中,是由于要还原或者部分还原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繁琐而艰巨的工作;说期待,是本着对这段历史虔诚的尊敬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要求,我们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这些文学社团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鲜活的文学活动、丰富的文学成果,终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阈之中.     

新史料的发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

中国现代文学拥有"古典化"与"当代性"的学科诉求,新史料的发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有密切关系。怎样去认识和建构学科体系,也会怎样去认识和发掘文学新史料,包括新史料发掘的路径、方法和价值评判。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基石,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学科发展都应对史料发掘有强烈而紧迫的预期和构想,并且需要长期而执著地展开新史料的发掘和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几代学人为建立和发展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毕生心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 ,这一学科得思想解放、拨乱反正风气之先 ,学术开拓异常活跃 ,成就卓然 ,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之翘楚。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以“五四”为精神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着“退出当代”、“剥离于当代”的运作 ,这种情形逼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和外延的模糊性 (例如 ,与“当代文学”概念之间的模糊性 )作更进一步的学术思考。此前 ,曾有围绕着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关系展开的讨…     

中国"公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基督教文学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苑中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而璀璨的景观.随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督教文学这一传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传播和延续.虽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不甚充分,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提倡和实践,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教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总体性坍塌之后——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模式流变

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正统文学史观自身的修复期和瓦解期.王永生主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维护正统文学史观蕴含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修复它的学科性.作为新一代的学人,温儒敏悬置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判断,而刘锋杰则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他重申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这是对总体性问题的重置.到了新世纪,在“复数现代性”的语境中,旷新年和余虹按照不同的路径重述现代文学理论史,旷以新左派的理论来激活左翼文学理论的反抗活力,而余虹则试图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拯救出文学对历史发言的能力.     

试论“新的人民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再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描写的重心,由知识分子历史地向工农群众转移,书写知识分子的空间十分有限.而知识分子又由于被改造的命运,只能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出现在文学描写的世界.这相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再书写,这种再书写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书写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同时它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