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读孙逖山水诗

从南朝到唐朝,从道家到儒家,"文贵形似"和"形神兼备"属于两个朝代不同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追求.唐朝诗人孙逖的山水诗中不但体现了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的诗风之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哲学和审美追求的发展.     

形似·神似·不似之似──中国画造型审美特征说略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画的造型是以“形似”为审美特征的，后来发展到以“形神兼备”为审美特征，现在中国画造型艺术将以“不似之似”作为审美的重要特征。     

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形神兼备"的审美法则

在讲究“和谐”、追求完美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形神兼备的演剧要求，由“意象”这一传统的艺术美学观生发而来，它成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古代戏曲导演理论谨守“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美学理想，重传神，贵虚拟；讲究神似，追求意境。通过“离形得似”、“不似之似”，追求超越生活表面形态的本质真实，创造形神统一的艺术形象，实现戏曲艺术整体美的至佳境界，从而让观众获得审美满足。     

从山水诗的勃兴看“文贵形似”论的历史意义

现在人们提到山水诗,首先想到的多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理论,津津乐道的也多是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严羽的妙事语说、王士祺的神韵说.其实,如果考察山水诗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山水诗的勃兴,在文学批评理论上的首先影响和作用,应是促进了“吟咏情性”说的发展和“文贵形似”论的提出.过去在论文及六朝关于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时,研究者大都着眼于“吟咏情性”说和“感物吟志”说,并阐释总结了心物交融的文学创作理论,而对“文贵形似”论,则忽略不提,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则是唐宋以后,“文贵神似”论早已深入人心,意境理论也逐渐形成,故对“文贵形似”论,很难有所新的价值阐释和理论评估.然而.随着对山水诗艺术发展史日益深人的研究,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文贵形似”论的历史存在,及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中国古典山水诗"形似"论探析

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普遍自觉带来了山水诗的勃兴,而在当时造型艺术以形传神和赋体文学铺采?文的影响下,初创时期的山水诗以对山水外在形貌的摹写为美学追求。与此同时,诗论家们以“模山范水”、“巧言切状”的“形似”、“巧似”作为山水诗创作的理论总结,而唐代王昌龄的“物境”论则强调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中的“形似”,并将“形似”提高到了“境”的美学高度。     

论苏轼的艺术美学思想

苏轼对艺术价值的看法,与其人生哲学相联系,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苏轼对审美享受的看法,一是强调“适意”,即在审美欣赏中审美客体的本质特征和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和谐一致,在审美创造中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和艺术表现的自由结合;二是主张“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其核心是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享受中的能动作用。苏轼强调艺术美与自然的统一,其所概括的统一形态主要有“常形之美”、“形神之美”、“常理之美”三种。苏轼强调“意”与自然的统一,并探讨了统一的过程,提出了“性与画会”及“境与意会”的见解。     

“和”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文化思想以“和”为贵，“和”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理想。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寄予了“和”的理想，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更以“和”为至境。人们对“和”的追求广泛而强烈，从天地和合、天人合一、人人和合到具体的物之和、艺之和乃至心之和。“和”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境界、对作家主体的人格修养、对文学风格的形成都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

对于王国维的“境界”理论,各种研究文章和论著已多不胜举,本文试图以确认其“境界”的实质是什么为前提,进而对“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造境”、“写境”的内涵及审美态势作出不违王氏本意的界定,最后则揭示此境界理论的体系结构,以期对它有一个较为明晰和完整的认识。是正是谬,愿聆教于海内外专家和读者。     

天真:李德懋的诗歌本质论

追求“真”是李德懋诗学观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天真自然”的体现,因而,作家就应表现出内心的真实(真情)与描写对象的艺术真实,以形写神,从而做到形神兼备,以实现诗人的人格之真与诗作的风情之真的统一。     

论“形似”与“神似”

<正> “形似”和“神似”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审美范畴。对于它们的看法,古人有争论,今人也有分歧。这里想谈一点我们的粗浅看法。什么是“形似”呢?“形似”就是样子的“象”,是指艺术形象与被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形状的相似而言,它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反映出了客观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特殊性。因此“形似”也就是艺术上的真,是艺术真的一个重要方面。“形似”是艺术表现的基本法则,反映现实“铺采擒文,体物写志”的基础,也是审美意象能够成立的基础。文艺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艺术品应当忠实地描摹出客观事物的真实形     

“气韵”范畴考辨

本文认为 ,以往对中国美学范畴“气韵”的诠释 ,大多陷入了以精神性的“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将气韵的哲学基础定位于玄学的误区。实际上 ,“气韵”源于“气运” ,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 ,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气韵”与“传神”相比 ,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虚静与感应、超迈与力遒的差异。在谢赫以“气韵生动”为首位的“六法”中 ,有重神略形的“物感说”与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共处。     

“有我之境”:中国美学的刚美意韵

本文对“有我之境”这一美学范畴的历史渊源、审美特质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和总结,指出了“有我之境”是一种高亢昂扬的矛盾冲突的美。它要求进取、奋发和超越,显示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的精神意志与审美客体剧烈冲突,并力求通过这种冲突而通向更高的审美境界,从而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刚美意韵。     

从“冥神”到“畅神”——论佛教与魏晋审美精神自觉

审美精神的自觉是魏晋追求超越的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对士人理论思维的提升和性灵情感的激荡。形神之辩将魏晋士人的精神探索推至显现存在本真的"冥神绝境",返本求宗的修炼犹如柏拉图所谓灵魂回忆,是对圆融虚灵之精神极境的无限追求。"畅神"是返本求宗之信仰追求的审美表达,是对存在之家的归返,是对存在真理的触及而产生的自信与喜悦。绝对境界的寻求感召出魏晋士人新的主体性和新的精神力量,形成精神层面的人的定义:人是"精神我";信仰的神圣力量使"精神我"的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内心具有一种超然而又亲切的气度,能够以清静之本心本性涵融万有,在自我超越的同时也带出万物的真。     

略谈“典型”与“传神写照”

与西方只是在个性、共性、个别性、普遍性这些概念上打转转不同,中华古代文论在塑造典型人物上,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形神兼备,让读者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同时又在它身上能够见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来。中国古代的“传神写照”说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典型论。     

论长江审美文化的诗意之境

作为人文景观,长江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经验之中的。文人士子的审美感兴与艺术表达赋予万里长江以集体的历史记忆、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诗意的文化想象,使长江升华为母亲河的原型意象。作为原型意象,长江与黄河一样,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水意象,而是家园、祖国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象征,蕴含了文化共同体的情怀、记忆和想象。长江是诗意的。诗意长江是一种审美的表意体系,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写照。它不仅以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山水意象抒情写意,而且善于造境,以形神兼备的整体性和超越性,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澄明之境。     

情景一体 意境交融——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意境创造

意境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张若虚的《春红花月夜》是意境创造的典范。该诗情、景相谐 ,意、境相融 ,虚实相生 ,形神兼备 ,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情景一体意境交融:谈张若虚&lt;&lt;春江花月夜&gt;&gt;的意境创造

意境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张若虚的《春红花月夜》是意境创造的典范。该诗情、景相谐，意、境相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自得”与人生境界的审美超越——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论

在阳明心学 ,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良知在不同的境域、不同的层次中呈现为不同的境界 ,即诚境、仁境、乐境 ,诚为意义世界的实诚存在 ,体现为真的境界 ;仁为道德世界的是非明觉 ,体现为善的境界 ;乐为审美世界的超越自得 ,体现为美的境界。三者亦即“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超越之境”。诚境为基础 ,仁境为核心 ,乐境是理想 ,意义境界、道德境界的最高体验是无人而不自得的乐境 ,其向审美境界的转化就在于本心良知的超越自得体验     

老子“妙”范畴之哲学内涵及其文论意蕴

“妙”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由老子首次提出的,其蕴含的丰富哲学内涵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词义的角度看,老子“妙”范畴有“微妙之理”和“微妙之境”两方面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包含道之妙、理之妙、境之妙三方面内涵;从文论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主要包括“无限之境”和“不言之意”两方面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