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救助：现代功能、实践困境及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同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社会治理结构。主体共建、多元共治和全民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理思想而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从单一政府管理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新变化新要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从价值、主体、关系、制度以及方法论等多个维度同步开展。     

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如何实现党建引领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从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为领导的城中村领导体系、创新“户组制”最小治理单元延伸网格治理触角、推行“三问”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法、建立“村企联盟”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用“绣花”功夫建设文化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新时代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政治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机制创新;坚持服务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主体创新;坚持发展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方式创新;坚持组织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手段创新;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目标创新。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走向有机团结：我国社会治理的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赖于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对探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分。文章吸收这一思想中"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核心观点,探讨社会团结与社会治理的契合性。按照社会团结的意识特征、分工特征、规范特征、组织特征四个要素,考察了当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现况,认为其具有"机械团结型"治理模式特征,还需要从强化服务意识、深化主体分工、完善治理规范、发展社会组织等方面,实现向"有机团结型"治理模式的治理转型与创新。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激活微力量 擦亮“五社联动”治理新名片

为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保障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专业优势。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社会工作站整合联动多方资源,以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为切入点,在谋篇布局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下,将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凝聚成合力,搭建起基层“五社联动,全民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家园。     

习近平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价值探析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倡导坚持六项基本原则,体现了维护生态安全的逻辑遵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习近平的生态安全视域,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承认、利益同向、文化认同,进一步提升人们生态安全意识的认知价值;细究开放合作、绿色发展和系统治理等准则,探索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生态安全格局的助推价值;阐明美丽中国伟大实践和中国方案的贡献,增强实现生态安全全球图景的引领价值。最终凝聚国际共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生态文明全球共建等主题的深刻理解与系统阐述中,提出“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领域,成为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既展现丰富深刻的思想逻辑,又具有指向鲜明的实践启示。在思想逻辑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全球范围内的“生命共同体”追求等思想要旨;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守正创新,体现着对自然万物联系普遍性的深刻认识、对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关系的最新阐释、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先进理念等创新意蕴。在实践启示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治理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责任观、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观等价值导向,启示我们进行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实践、开展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培育、坚持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原则。     

论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共建共享

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强烈现实迫切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在厘清京津冀生态环境现实,提高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认识基础上,可以从几个方面具体推进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一是制定区域统一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二是完善环境税收机制,建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三是强化技术要素,引导区域产业有序升级;四是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五是创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制与创新补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