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与研究框架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科学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但现有理论和学术研究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应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国内外学术探索、习近平主席和国外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为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渊源。"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研究主线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协同发展,主体研究框架包括"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协同发展、互联互通、风险防范和支持体系。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探讨

"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与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相结合的规律发现。通过探讨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内涵与特征、确立依据和体现,认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以互利共赢和平等民主为核心内涵,具有突破传统和动态演进的特征,既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且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为实现新型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可行性研究

从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必要性、重大意义、现实条件等三个方面就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认为,新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现有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现状,都需要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对于完善"一带一路"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指导"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推动新型全球化进程均有积极作用;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与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年的实践经验,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正当其时。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而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系列论述之中。为夯实"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就应准确把握其思想渊源,因此,系统地梳理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容,阐述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对"一带一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并论证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和"一带一路"经济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

"一带一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目标的战略之一,旨在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合作中存在的政治互信不牢固、经济互惠不坚定、机制建设不稳固等问题,挑战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该文认为,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巩固经济互惠、创新合作机制,将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关系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合作共赢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利益创造与共享机制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审慎考量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的强烈诉求和中国转型升级、开拓国际市场的内在需求构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后发国家的互补性经济结构基础。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实现路径所构建的三国互动决策模型,证明了在合理的信贷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之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产能和资本相对富余、产能供给性价比高、项目建设经验丰富、对沿线国家政治文化了解度和包容性较高等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并不局限于沿线的个别国家,各国都可以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参与进来,从而产生更大规模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共享,由此证明欧美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该模型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利益创造与利益共享的经济学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与研究范畴

"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带一路"实践不断发展和研究不断深入的产物,也是指导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更有力的经济理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特点表现为综合性和新兴性。综合性体现在其对部分社会学科和重点经济学科的综合,新兴性体现在其提供并确立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研究主线。"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包括"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应、"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效应、"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效应等,此外还包括一些相关研究范畴。     

“一带一路”引领新型全球化:变局研判与建设任务

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在为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全球经济发展失衡、世界增长动能不足、国际治理体系不合理等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崛起于世界舞台,推动全球经济向着平等互利的新型全球化方向转型。建设"一带一路"是解决传统全球化问题、探索新型全球化路径的中国方案。在新型全球化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其重点建设任务包括基础设施联通、支点城市建设、产业分工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共同为新型全球化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支撑。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

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表现。协同发展以其丰富的内涵将"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应、区域发展效应、互联互通效应等"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有机串联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带一路”国家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的国际构建与完善

"一带一路"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主体。现有国企国际法律规范是基于传统国企理论构建,不能完整反映"一带一路"国家国企制度现状和发展需求。印度、俄罗斯等沿线典型国家的国企法律制度及实践相似,国企基本经济社会职能和发展目标趋同。基于沿线国家共识,坚持所有制中立、强调国企社会责任、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与完善"一带一路"国家国企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由于全球保护主义倾向突出,"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不仅拓展了中国开放之路,加速中国资本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节点的全球自由贸易网络,还能完善沿线国家或地区交通运输、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就业岗位。鉴于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中国轻工业及服务业全球参与程度不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应加强战略互动,坚守贸易共赢,完善投资环境,打造多边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服务的必要性及其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的陆上、海上国际经济走廊,需要法治思想理念下的法律服务护航。"一带一路"建设为法律服务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对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行,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实施方面进行系统性、针对性地构建防患于未然的风险防控机制、保障纠纷及时解决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沿线国家合作与交流的法律服务合作机制,以健全完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环境与路径选择

"数字丝绸之路"通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和信息化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并提升沿线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发展进程将为沿线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并提升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共同促进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化3.0。在此进程中,沿线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以及中国网信产业优势等因素将有助于"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而部分国家基础条件薄弱、沿线国家国情各异、利益诉求多元化、地缘政治引发的风险等因素也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形成挑战。对此,中国可通过分区"精准"对接有效需求、统筹推进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广技术标准、强化多方合作、协同构建网络安全共同体等措施,以行业为主导、企业先行稳步且审慎地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坚持其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语言规划之语言能力与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语言能力挑战。应对挑战,语言规划先行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语言规划应着眼于国家大局,从语言语种及功能、语言安全、语言传播等方面入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广阔的国际空间展开语言能力的规划与建设。语言规划之价值在于语言服务。目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主要体现在语言人才服务、文明互鉴、文化融通、语言社会应用服务、语言产品及国际军事安全语言服务等方面。     

“非效率”无形贸易壁垒对策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实证检验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TFL)进行体系构建与指数测算,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工具,实证分析TFL及其一级指标作为贸易非效率项对中国与相关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具有差异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国的贸易额增长;贸易便利化的4个一级指标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的贡献度不同,并据此结论对如何削减"非效率"无形贸易壁垒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基于61个国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学界相关研究以中国主位视角为主,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位视角出发的研究较为有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程度差别明显,其影响因素与复杂机制有待深入分析。本文引入政府决策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将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视为一个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决策过程,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个角度选取了经济差距、国家治理能力、学者发声、主流媒体报道倾向和政治体制相似度等五种因素作为条件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因素组合。研究结果表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都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度产生影响,但是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解释高政策参与的结果,有学者发声支持与不同因素组合所形成的三条路径能够解释近一半的高参与度案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沿线国家高参与度的三种解释路径的类型:不利条件下的学者发声、中性条件下的学者发声和有利条件下的学者发声。     

中国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机制创新研究

"一带一路"区域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日益重要,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在短期内,金融服务、产品贸易和设施联通是中国能够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切入点。鉴于可切入领域的差异,创新切入机制与运行机制能够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获得双赢。新型的切入机制主要涉及构建跨域产业链、以分享模式推进的设施联通以及以共享模式对接农业、金融和电商等方面,相应地形成包括产业发展、人民币双边结算清算、亚投行业务创新和文化经济互动等内容的新型运行机制。从我国的角度看,创新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机制有助于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经济效率、完善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稳固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的内在联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从网络基础设施就绪度、产业与技术创新、信息化应用效益、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等维度,运用来源于国际组织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对报告涵盖的四十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一带一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趋势特征,并重点结合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情况,从评价指标的维度提出"一带一路"国家信息化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共赢发展的策略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语言政策动力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充分把握现实需求,制定与此相关的语言政策,发挥语言教育的最大功能,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好多层次、多渠道的语言服务工作,保障"五通"的实现。语言政策的制定受多种条件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全球化浪潮、新语言观和语言需求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中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力,是我国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语言政策动力系统全面的分析,才能更好地确立语言政策问题和目标,审慎进行语言规划和政策文本的构建,助力"一带一路"中国际通用语言、区域通用语言、关键语言、小语种语言的储备和专门语言服务人才的培育,从而真正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服务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