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解读

在鲁迅的小说中,《在酒楼上》与《故乡》等作品一样,是抒情性较强的作品。小说从“我”岁暮访旧写起,在岁暮雪深的背景上,写出了物是人非的惆怅、落寞和感伤。为作品奠定出一种低沉感伤的基调。随着作品的展开,吕纬甫的出现与自述,这种感伤情绪即与吕纬甫低沉颓唐情绪相互交织,形成作品情绪的高潮,从而产生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在作品中,“我”和吕纬甫都是经历过五·四新思潮冲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曾经意气风发地以改革中国社会为已任,具有强烈     

作品的艺术“格调”与真实性及其它——对李剑同志失误作品的思考

李剑同志在《谁酿的苦酒》中,为自己作品的“格调”问题进行了辩白,将其理由赅括起来,大抵有如下几点:一是说他的作品写的是“事实”;二是将一些同志批评其作品“格调不高”的说法“匡正”为“这群流氓格调不高”;三是“我客观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四是作品中的人物“格调”是与作家艺术趣味毫不相干的;还有“我们经过了一个‘格调不高’和‘不堪入目’的黑暗时代”等等。上述种种观点虽是李剑同志个人提出来的,但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的一些根本问题。倘对这些根本问题不辩清楚,要想写出高“格调”的作品来,恐怕委实是戛戛乎其难的。为此,我们抱着“疑义共与析”的态度,就李剑同志作品失误的某些原因及上述种种观点,谈谈我们的看法,以期引起同志们(包括李剑同志)的注意和讨论。     

《聊斋志异》语言的模糊性

《聊斋志异》的语言特色早为该书的研究者所注意,分析《聊斋志异》语言特色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多数的结论都归结在简炼、准确、形象优美几点上,但这几点好象也适合分析其它古典文学作品.也有的研究者指出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巧妙地在文言句式中溶入了大量的民间口语,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确是较说“简炼”、“准确”、“形象”者更中肯繁的分析.只是简炼准确形象也罢,吸收了口语而有了生活气息也罢,皆没有很好地解释,《聊斋志异》的语言为什么不可以白话替代?难道白话就不能写出简炼准确形象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     

论蹇先艾的短篇创作

蹇先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作家。他是在“五四”中期唱着乡音步入文坛的。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就将蹇先艾早年的短篇作品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序》里称赞道:“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将他与王鲁彦、许钦文、裴文中等并列为“乡土文学”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蹇先艾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用     

谈旧体诗词在目前文苑中的情况

我们是诗的古国,诗的根子源远流长,从《诗经》时代起直至“五四”,长长几千年,可以说一直是旧诗的世界。直至现在,人们也还是喜爱它,一幅国画画成了,总想用旧诗作些题句来为它增辉。它还越出了国界,在日本,在东南亚,人们称我们的旧诗为汉诗,好些人能够写出合格的作品来。越南前辈革命领袖胡志明写汉诗很有根底,这几年在报上看到的黄文欢的汉诗,也是格律严谨、诗趣盎     

也谈《长恨歌》的创作意图

<正> 白居易名篇《长恨歌》的主题,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想结合作者创作前后的政治思想、文学观点和同时期的其它作品,也来谈一点他写作此诗的创作意图。根据陈鸿《长恨歌传》最后的交待,我们知道这首长诗作于元和元年。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五年,即从白居易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这五年间,是作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发展,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写出了“新乐府”、“秦中吟”等光辉诗篇。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读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岐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     

为左翼文艺运动勃兴立照——评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这是丁玲同志前不久与一位访问者的谈话。这话说得很深刻。其实,对于一部作品,见智见仁,各有不同;褒贬毁誉,不尽一律,这都毫不奇怪。不过,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个别小丑滑稽可笑的举动而埋没了有价值的东西。事实证明,作品的生命是任何人也毁灭不了的。不仅是曾经荣获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辉,就是曾经被姚文元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已重见天日,得到了重新评价。本文试对丁玲参加“左联”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以下简称《之一》)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以下简称《之二》)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和阶级分析

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在1957年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曾经广泛地使用和流行过“人民性”这一术语。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诗经》、《楚辞》、杜诗、白(居易)诗、关汉卿的戏剧、《西厢记》、《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等作品,几乎是一致肯定了它们的“人民性”。而古典文学作家作品一     

陶渊明田园诗“真意”初探

陶渊明田园诗“真意”初探江中云东晋诗人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田园诗体的开创者，这已是定论。在他的田园诗的作品中，不止有田园的优美风光与景色：“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更有诗人陶醉其间虽艰苦亦快乐的情趣，“采...     

歌德《浮士德》的三层结构及其价值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诗体悲剧《浮士德》,是举世公认的“难解之迷”。本文正是有感于传统批评模式的不足,试图从新的角度——即从作品的结构分析入手,来对这部作品的内容作一番探索。     

鲁南作家王思玷

<正> 鲁南作家王思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曾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的名字一闪即逝,至今不大为人所知。当年,文学研究会代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十二卷五号,用“风雨之夜”的题目,征求短篇小说和长诗。当时正在鲁南的王思玷,起而响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风雨之下》,用一个老农的自述倾诉了暴风骤雨给农民造成的灾难。这篇小说作为应征作品,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二卷九号,被评为入选的优秀作品之一。茅盾同志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说:“作者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自此之后,王思玷又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六篇小说:《偏枯》(十三卷十一号)、《刘并》(十四卷二号)、《归来》(十四卷五号)、《瘟疫》(十四卷十二号)、《一粒子弹》(十五卷七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十五卷八号)。     

横槊气概 英雄本色——谈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清代词话家徐釚十分赞赏苏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包”。在《东坡乐府》中,最具有这种特色的代表作,恐怕要算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了。这篇词是北宋词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据记载,它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文字略不相同的抄本。宋朝派赴辽国的使者,在同宾馆接待人员会晤时,还曾经把苏轼这首《念奴娇》当作谈话的资料。由于这首词的首句是“大江东去”,煞拍是“一樽还酹江月”,以致后人竟将“大江东去”或“酹江月”,作为《念奴娇》这个著名词牌的代称或别名。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苏轼这首《念奴娇》在社会上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     

对“客为周君画荚”之管见

对“客为周君画荚”之管见李昕战国时，韩国人韩非、在其所著《韩非子》一书中，出现了花草画家的记载，这就打破了在此之前人或动物统治画坛的樊篱。他对这位画花草的画家虽未写出名字，但对其所画作品效果却形容非常生动具体：客有为周君画英者，三年而成。周君观之，与...     

坚持现实主义 向着真实努力——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再版

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自1939年——1954年的论文选集《向着真实》,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 作者在《后记》中指出:“‘写出真实来!’斯大林同志说的这句话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文艺上的许多错误,不正是因为忘记了它才滋生蔓延起来的么?那么,坚持现实主义,向着真实努力,这是必要的。”遵循真实性这一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者对一些文艺现象、文学作品发表了颇有见     

陈祖芬《挑战与机会》系列报告文学的特色

近年来写出大量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从八四年年底至八六年一月份,先后在《十月》、《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以《挑战与机会》为总标题的系列报告文学若干篇,这些作品以其反映时代生活的及时、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桃花扇底看左倾——《桃花扇》评价问题

孔尚任在“一句一字,抉心呕成”《桃花扇》以后,看到“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桃花扇小引》)对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还有什么痛苦比作品不被理解更不堪承受的呢?同时,又有什么能动摇他关于作品终将被理解的信念呢? 《桃花扇》脱稿于1699年,到今年正好是二百八十年。这其间,中国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而由美人血痕点染成的桃花扇在舞台上和文学史上总是保持着艳红的光采。到了1962年     

写作“新实践论和新矛盾论”的构想

在我国思想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走过了六十年的不凡历程。六十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哲学思想也有了巨大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矛盾理论比较六十年前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这就提出了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写出“新实践论和新矛盾论”的任务。毛泽东本人在本世纪60年代初曾经说过:“……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这几乎可以看作他的一项理论遗嘱。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执行了这项遗嘱,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挥,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发展了毛泽东“两论”的基本思想,为我们写作“新实践论和新矛盾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这项写作任务,是我国哲学界共同的任务;也许必须经历一个大家都来写,然后集中成为一部与毛泽东的“两论”等价的科学著作的过程。乘纪念毛泽东“两论”写作六十周年的时机,把我的基本想法写在下面,以就教于我国哲学界的同志们。     

《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述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内心矛盾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小结。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不能不对这篇小说给以高度重视。 提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近代文学史家常冠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最终倾向来看,这一评价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但作为史学研究,光给作品戴上一个定性的大帽子,并按此推断其历史作用,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因而必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本文拟就《新中国未来记》问世前数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及这篇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作一具体分析,并对这篇小说的历史作